[ 杜宇航 ]——(2008-7-27) / 已阅63223次
（2）人民法院审结案件所用时间
根据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普通程序为6个月，但有特殊情况需要可再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可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从调查统计数据来看，法院所审理的案件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不存在渎职的现象；而且三个月内审结的案件占了总数的58.1%，办案效率还是相对较高的。
（3）对人民法院做出的决定满意程度
图中显示，83%的农民工对案件判决结果表示满意；只有17%的农民工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满意。从该项来看，法院的办案效率、能力、工作态度和审判结果还是普遍被农民工所认同和接受的。
（4）人民法院执行情况
51%的案件得到了及时执行，其余相当一部分案件都未得到即时执行，用人单位有意拖延现象严重。所调查案件大部分处于执行阶段，所以该项数据稍有欠缺，无法对执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强制执行情况也无从说起。而据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资深律师徐律师介绍，工作站几名律师所办的案件中，进入诉讼阶段的绝大部分没有得到及时执行；进入到强制执行阶段就很难了。原因有三：一是用人单位支付能力的问题；二是用人单位根本不愿意支付；三是有的法官并没有尽到职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强制用人单位支付。
4、调解
除了上述法定三种途径之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途径——调解。调解是在争议双方发生纠纷争持不下时，本着双方同意认可原则，引入中立的第三方居中协调，以达到双方满意的争议解决结果。第三方可以由民间组织担当，也可以由政府组织担当，前者包括企业内部组织、工会和律师自愿组织，俗称人民调解，如北京市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小小鸟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后者包括劳动监察部门、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属于司法局下属机构）乃至到法院法官还会先给双方调解，劳动监察甚至法官之所以也乐于优先选择调解来解决纠纷，主要原因在于调解的方便快捷低成本，相对于其做出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无疑根据可操作性，尤其是大量的劳动纠纷投诉发生的情况下。事实中，大量的案件也是首先来通过调解来协调双方立场，初步达成解决方案。据小小鸟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刘明主任介绍，该中心有70%左右的案件是通过调解解决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几或二十这样子是通过仲裁或法院起诉，还有10%左右没法解决的。小小鸟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通常处理的步骤是在接到一个农民工求助的案子以后首先通过电话调解，有些案子通过电话一沟通基本上就能解决。如果在电话沟通不方便的前提下，工作站的律师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就会一起到现场解决，大多数都是靠这种方式来解决的。如果现场也解决不了的，就会考虑这走仲裁还是法院诉讼来解决问题。谈到调解本身具有的优点时，刘主任认为调解是一个比较简单而时效又特别快的一种方式。调解所解决的往往是农民工比较迫在眉睫的事情，比如说年前所拖欠的工资，通过仲裁或法院也好，时间一个月五个月根本说不准，根本不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这种情况下农民工通常会接受“稍微吃点亏”的调解。所谓吃点亏，也就是在其原先主张的基础上让步一点，比如5000块钱的欠资，通过调解他可以拿到四千，表面上损失一千，但拿到四千也比通过法律交诉讼费找律师各种各样费用成本低的多，所以理性的选择是放弃一些主张接受调解。这种放弃或者说让步没有具体的额度，小小鸟维全工作站的统计一般是80%。当然调解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主要是缺少法律的约束力，一项调解达成后，可能数日后就反悔不认可了，一般情况下，实践经验是双方一旦调解成功认可解决方案马上予以兑现，可以防止时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建筑工地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下，农民工也可以向当地建设委员会反应，由建委对建筑企业的不当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如根据根据《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对在京施工的劳务企业实行市场准入、清出制度，对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不落实的，禁止在北京建筑市场进行施工。以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施工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因垫资施工，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劳务分包合同价款导致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支付分包合同价款，在未支付分包合同价款之前停止其承接新工程；在拖欠分包价款支付后，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应当将所得款项优先用于支付拖欠的劳动者工资。逾期不支付的，记入市建委行业信用系统予以曝光。
（二）横向、纵向比较
在途径的选择上，一般本着最快、最经济的，最大限度的依法实现农民工自身的权益。就农民工发生权益纠纷维权途径上选择的顺序来看，通过调解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他们的最优先选择。因为农民工自身处于“外来”的事实劣势，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权益受到损害的地方来主张他的权利——他们的权利的实现往往都是很迫切的。一旦发生诸如工伤之类的案件时，通常情况下是及时需要钱治病，或者需要很快拿到赔偿之后回老家去，这时候，时间因素是选择维权途径中的最重要因素，时间拖得越久，面临的直接损失也越多。有些欠薪案件中，在北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急需拿钱回去，特别是在建筑施工领域，住的是临时性的房子，发生工伤或自己不想干活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在面临调解失败的情况下，涉案农民工才可能继续通过仲裁或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主要是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和司法诉讼三种法定途径。
除去调解这种非正式途径，比较劳动监察、仲裁和诉讼这三种维权方式，在权益维护方面农民工更加认同劳动监察。 原因从当事人的成本角度来看，劳动监察成本比较低，体现在一是本身不收费用；二是有其固有的行政权力，这种行政使单位有畏惧心理，因而在监察的责令下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使用人单位支付，否则可以通过行政处罚，（《劳动法》第91条规定（劳动监管部门即为劳动监察部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支付劳动者报酬并处一倍至五倍的补偿金）。如用人单位不执行监察部门的责令支付书，则处罚。在劳动监察部门的责令下，劳动者的利益比较容易得到实现。前提是劳动监察部门得把事情调查核实清楚，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但事实上，在这方面工作劳动监察部门也做得不够，有些情形下懒得调查，而更喜欢来充当调解的角色。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也是证据，听完陈述后给用人单位打个电话就可以核实了，但监察往往没有做到这一点。在通过劳动监察部门还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进一步通过劳动仲裁和司法诉讼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调解、劳动监察、仲裁和诉讼的选择先后顺序，这也正是这四者准入以及操作难度的位阶顺序，同时，维权成本、法律约束力也是依次由低到高。
单就选择诉讼的方式维权而言，上述的顺序位差也体现在这种途径的利弊方面。它的优势在于判决质量较高，权威性也高些。因为法院的司法人员法律学识普遍较高，而且掌握着司法权力，可以正确地采取相应的措施迫使用人单位执行审判结果。弊端主要在于一是诉讼过程所花费的时间长，当事人所耗费成本要稍微高些。如前所述，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审结一个案件至少需要三个月，最长则达一年零四个月以上；而且很多文件要当事人签字，使当事人来回跑，枉花时间和精力。二是有些地方的法官判决案件的质量也不怎样，或水平有限或为尽快把手头的案子给结了。如某钢结构厂生产并同某业主单位直接进行商事关系，然后分包给包工头，让其代领农民工来安装。当事人严重受伤，但又认定不了与钢结构厂存在劳动关系，不能进行工伤认定。按雇员受害纠纷来起诉，把包工头，钢结构厂，业主单位告上丰台花乡法庭。后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伤残等级，诉讼标的为二十四万多。该法官两次审查都未调查几位当事人的关系，只想通过调解来解决。对起诉人说你的诉讼请求增加了，需追缴诉讼费，如三天内不缴则视为撤诉。对方包工头同意赔偿八万多；钢结构厂同意赔偿十八万。律师要求一次性支付。但法官未了解该案件的当事人的关系和三方被起诉人的给付能力，就将案件调解如下：先支付五万，半年后再五万，一年后再八万，由包工头支付。结果包工头逃逸，当事人一分钱都没拿到，可见法官判的案件有些质量也不行。
第三部分 农民工维权艰难的原因
在社会政治民主不断前进、法制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农民工维权为何如此艰难？这其中有社会的原因、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原因，以及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不高等，各种原因错综复杂。表面看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小且申请程序复杂、时间较长、劳动监督不力、劳动仲裁和诉讼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是造成农民工维权困境的直接原因。实际上，这也反应出我国长期的城乡一元体制思维给农民工带来的深刻影响，加上法制建设的不完善，以及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淡薄，造成了当下农民工维权步履维艰的困境。
一、农民工维权艰难的具体原因分析
（一）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农民工维权困难重重
劳动合同是确认劳动关系的凭证，也是确定劳动者的工资、工种、工时等工作内容的最重要的证据，但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少签订劳动合同，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根据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所作的统计，在其援助的1049案件中，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45件，占总数的4.3％，可见大量农民工仍然游离在劳动合同的保护范围之外。
许多企业不愿意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究其原因，从企业看，一是主要管理人员劳动法律意识不强，认为劳动合同束缚了企业行为，特别是束缚了企业任意解雇职工的行为。二是为了减少劳动成本，因为签订了劳动合同在解雇工人时就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三是许多小企业和季节性用工的企业认为这是增加麻烦。四是企业为了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金，尽量压低工资，以及在发生劳动争议时规避承担法律责任，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由于劳动力供求的不平衡，使得找到一份工作变得极为可贵。一般劳动者认为有工作就很满足了，不敢与企业进行谈判，讨价还价。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的江西籍农民工告诉我们：“没有专业技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很不容易，企业方没有提出和我签订劳动合同，我也就没有再要求。”
我们在北京市城府路一个建筑工地调查时发现，部分农民工对劳动合同的作用认识不够，觉得劳动合同没有多大作用，签了与没签一样。有些人甚至认为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形式，出于怕麻烦的考虑，也就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二）包工头的存在，严重影响农民工维权
包工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当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进城找工作之时，包工头作为一种满足供求双方需求的职业介绍，应运而生。包工头是欠薪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存在增加了农民工讨薪过程的复杂程度，一旦该环节出现问题，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很可能被割断，直接造成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损失。
北京现代商报2006年2月9日
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法律援助的1049件案中，存在包工头的案件就有848件，占到了总数的81％。包工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但他们的存在，却也成了阻碍农民工维权的严重障碍。
1．当农民工的手中只有包工头的欠条而无法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联系时，他们被拖欠的工资就有难讨之虞；如果农民工跟随包工头在多个不同的工地打工，劳动关系更难确认。农民工向劳动部门举报或申诉时，工作人员认为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而不予受理；到法院起诉时，某些法官也会认为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的是劳务关系，判令包工头来支付农民工工资，难以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利。
2．包工头卷钱逃跑或拒绝支付工资时，农民工向用人单位讨要工资时，用人单位却以工资已经发放给包工头或否认农民工与其有关系而拒绝支付，致使农民工不得不再艰难讨薪。这种情况下，由于跟随包工头打工的决不只是一两个人，就很容易发生群体性纠纷。
3．包工头如果得不到自己的利润，反而会利用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的名义，以聚众静坐、游行，指使农民工爬广告牌等扰乱社会治安的方式来恶意讨薪，农民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会因为违法行为而受到处罚。
（三）工伤保险覆盖率低，农民工权益难保障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是男性青壮年，他们从事危险性大的繁重体力劳动，很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尤其是在建筑领域。虽然在2004年开始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最先将农民工全部纳入了工伤保险范围，但农民工参保率并不高。“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已市民化的外来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只有4％和2.7％，而尚未市民化的农民工更不可能进入社会保险范围。”○1
工伤保险的覆盖率低，导致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权利难保障。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其承担工伤职工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责任，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拒不申请工伤认定；农民工申请认定时，又常常否认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核定保险待遇后，也并不能主动履行。工作站援助的50个工伤案件中，仅有3个案件是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的。
在我们看来，造成农民工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人单位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愿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现状来看，劳动力市场是资本市场，劳动力的价格是由资本说了算，调查显示，我国使用农民工的单位绝大多数都是非公有制企业，目前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因此，劳动者的工资报酬都是这些企业主来定价的。面对生活现实，尽管企业用工部分违背了劳动保障政策条款，劳动者也只能做出无奈的选择。在此情形下，部分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根本不可能自觉的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
（二）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影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农民工务工的特点：一是流动性强，劳动用工不稳定；二是文化层次偏低，普遍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下；三是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四是农民工年龄处于青壮年时期，20--40周岁的农民工占务工人员的70%以上。这些特点造成了农民工对社会保险认识上的偏差和对参加社会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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