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自宁 ]——(2013-3-13) / 已阅14623次

　　[12] 作为例外，条例发布后，确有新闻报道注意到这一条文，并将之与该条例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并列，称为该条例的“第二大亮点”。http://news.sohu.com/20090825/n266204278.shtml （2011年6月1日登陆）

　　[13] 贝克将风险与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工业发展联系起来，卢曼则认为风险源于人们持续不断做出的决定和对科技知识的运用。二人都强调现代社会风险的“人为”性质。

　　[14] [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第28页。

　　[15] [美]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6] 金自宁：《“公法私法化”诸观念反思——以公共行政改革运动为背景》，载《浙江学刊》2007年05期。

　　[17] [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

　　[18] [德]施密特-阿斯曼等著：《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19] 参见：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载《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20] 例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21]

　　[22] Elizabeth Fisher,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Hart Publishing, 2007 P.44-46.

　　[23] Sunstein举转基因食品和地面臭氧等实例说明，在有些情形下，不仅实施管制违反风险预防原则，甚至不实施管制也违反了风险预防原则。Cass R. Sunstein, Beyond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151 U. Pa. L. Rev. （2003） P1023-1024.

　　[24] 在德国行政法上，行政机关对不明朗情况的预测，属于所谓的“预测余地”，法院不能予以修正。《行政法》（第一卷）P352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曾有判例明确指出，法院不可因认为行政之风险调查、风险评估有瑕疵而试图代之以自己调查的证据。有关介绍，可见：陈春生：《核能利用与法之规制》，月旦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25] Richard B. Stewart,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Decision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Res Law Econ 20 （2002）， P71-135

　　[26] 已知和无知并非截然两分，而是有一个渐变的中间地带。如奈特主张区分风险与不确定性：风险特指那些虽不具体确知但已经了解一定范围内的发生概率；而不确定性则指既不知具体也不知概率的情形。[美]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类似地，吉登斯也区分可以计算（因而可以适用保险制度）的风险与不可计算的风险。吉登斯：《失控的世界》，第25页。国内行政法学者沈岿仔细区分了个人“不知道”、“错误地知道”和“人类整体的无知”三种不同的“无知”。沈岿：《反歧视：有知和无知之间的信念选择》，《清华法学》2008年第5期。

　　[27] 如Sustein。

　　[28] 按照卢曼的观点，法律也不过是分化了的社会子系统之一，与其他平行并列社会子系统相比，并不享有特别或优先地位。Niklas Luhman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22

　　[29] 用伯林的话来说，就是“诸善不可兼容”。参见：[英]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尤其是第一篇“理想的追求”。

　　[30] F.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P72

　　[31] [美]戴维斯：《裁量正义》，毕洪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9页。

　　[32] 一般而言，彻底规则化是不可能的；有时，过分规则化是不可欲的。

　　[33] David Dana, The Contextual Rationality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35 Queens L. J. （2009） P67-96.

　　[34] 我国学界有关人大“个案监督”的讨论，请看：卞建林、姜涛：《个案监督研究》，《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

　　[35]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第54条规定，行政行为滥用职权或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法院可判决撤销或变更。

　　[36] 关于“有组织不负责任”，请看：[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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