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乾龙 ]——(2010-3-17) / 已阅49459次

第二章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反思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现状

（一）刑罚制定方面

　　1、刑罚种类上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我国现行刑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刑的种类如下：(一)管制；(二)拘役；(三)有期徒刑；(四)无期徒刑；(五)死刑”；第三十四条规定“附加刑的种类如下：(一)罚金；(二)剥夺政治权利；(三)没收财产”。同时第四十九条又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死刑外，其它刑种均可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身上。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未成年人相对成年人而言，生理、心理还不够成熟，其犯罪具有很强的冲动性和突发性，；再者未成年人容易接受改造，若对其直接执行死刑便断绝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机会，剥夺了未成年人重返社会的权利。因此，我国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不仅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且与世界立法潮流也是相吻合的。
　　2、刑罚制度的适用对象限制在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现行刑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负刑事责任，其他犯罪行为并不适用于该年龄阶段的人。而对于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则对一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二）刑罚裁量方面

　　1、主张从宽处罚原则。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就要求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坚持从轻减轻的处罚原则，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较轻的刑罚，或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相应的刑种和刑期。至于具体是从轻还是减轻处罚，必须结合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定情节以及其它的酌定情节，如是否有悔改表现、是否有自首情节等因素，再决定具体的从宽处罚幅度，作出具体的处罚措施。这一规定很好的贯彻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所倡导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在打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量刑标准。我国现行刑法第61条关于：“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是对于一般犯罪人量刑标准的一般规定，而忽略了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重点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可喜的是，最高法出台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弥补了这一缺陷，主张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3、确立了社会调查制度。我国刑法确立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的量刑原则，对于未成年人尤其强调“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作用。这一制度的确定为刑罚的合理裁量提供了依据，实质是为量刑标准的具体化、客观化服务的。

（三）刑罚执行方面

　　刑罚执行是指有行刑权的司法机关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具体而言，未成年人刑罚的执行涉及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减刑、假释以及监外执行等相关问题。

　　1、缓刑。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最早被采用于1870年的波士顿。各国刑法所规定的缓刑主要有刑罚暂缓宣告、刑罚暂缓执行以及暂缓起诉三种形式。我国现行刑法中提及到的缓刑是一种狭义的缓刑，仅指刑罚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的不予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包括一般缓刑和战时缓刑。具体而言，是指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如果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间没有发生法定的应予撤销缓刑的事由，原判刑罚即不予执行的刑罚制度。而对于在战争时期，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而宣告缓刑的军人，如有立功表现，则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对未成年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予以了放宽，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并且进一步规定了“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初次犯罪；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具备监护、帮教条件。”在更大范围内对未成年犯罪人裁量适用缓刑，可以有效防止交叉感染，促进罪犯再社会化直至顺利重返社会。
　　2、免刑。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至于“免除刑事处罚”的字眼却未有提及。但在《解释》中指出“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6种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这6种情形是：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这恰到好处的弥补了我国现行刑法的不足，更好地体现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
　　3、减刑与假释。减刑即人民法院附条件的对原判刑罚予以减轻处罚的制度，其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在刑罚执行期间有悔罪或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而假释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悔罪表现，在原判刑罚执行一段时间后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制度。作为两种不同的刑罚制度，减刑和假释无疑都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同时由于该主体的特殊性，《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具体而言，减刑、假释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减刑间隔的时间、假释要求执行的原判刑罚时间都可以相应缩短。

二、评析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之现状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共合体，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也逃脱了不了这一必然规律。通过上文对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阐述，可知虽然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刑罚体系为蓝本而建构的，且法律条文相对单薄。但从这些规定中依稀可以看到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给与的特殊保护，而非完全忽视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宽容与关怀的人道主义精神，较为全面地贯彻了“教育、感化、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方针政策，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一系列关于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原则。具体表现在：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罪人的不适用死刑；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对缓刑、假释、减刑的适用条件相对于成年犯予以放宽，并规定了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条件。这一系列规定体现了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未成年犯处罚轻缓化的刑罚理念，有助于帮助未成年犯改过自新，加速其重新融入社会的速度，以保证其健康成长，最终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当然，我们在肯定现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同时，也应清醒的认识到，由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起步晚，传统惩罚与改造的刑罚论的影响，以及其终究是以成年人的刑罚制度为基点而构建的，难免某些规定存在不适用于未成年人的情况。具体而言，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制刑、量刑与行刑三个方面。

（一）刑罚制定方面

　　1、缺乏可适用于未成年的刑罚种类。我国刑罚种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对于主刑，我国现行刑法除了规定对于未成年犯罪人一律不适用死刑外，其他的刑种在适用方面并未排除未成年犯罪人这一主体。也就是说，管制、拘役与无期徒刑都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且管制与拘役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时与适用于成年犯罪人时具体条件完全一样，而对于附加刑，也是全盘的未作修改的一律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同样忽视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2、刑罚广度过窄。笔者所谓的刑罚的广度是指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并未明确指出未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但从刑法条文第十七条关于“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可知，十四周岁以下在我国是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即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不管实施了多么严重的危害行为，不论其主观意志如何，一律不得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无疑为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设置了一道“免死金牌”。然而，随着未成年人早熟以及犯罪现象日益严竣等情况，该规定的弊端不断凸现出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刑罚的广度，适当降低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起点成为当前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必然选择。

（二）刑罚裁量方面

　　1、从宽处罚原则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及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得知所谓从轻是指法律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较轻的刑罚，减轻是指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相应的刑种和刑期。但在什么情况下从轻、什么情况下减轻，以及从轻减轻的具体幅度又是多少，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由于缺乏操作性强的具体标准，法官在实际审判中难以把握，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易出现同种案情处罚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影响法律的公正性与稳定性，法律的严肃性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2、未排除累犯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适用。所谓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到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人。累犯之所存在，是因为构成累犯的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较大，他的出现不仅使刑法所固有的权威和尊严为社会公众所怀疑，且是对潜在犯罪人的鼓励，使其藐视法律而将犯罪倾向转化为现实，从而对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对于累犯，我国刑法是予以重点打击的。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第六十六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从法条内容可以得知，累犯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只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能因再次实施犯罪而构成累犯，从而受到从重处罚，这一规定当然也适用于未成年人。换言之，对于未成年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五年以内如再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时，应当从重处罚。这无疑忽视了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等特殊性，其相对于成年人而言有更强的可塑性，且其人身危险性也远远小于成年犯。因此将累犯完全适用于未成年人，将面临着剥夺其减刑与假释的机会，而完全抹杀其与成年人的差异，不利于未成年犯罪的积极改造与顺利重返社会，与我国一贯主张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违背。

（三）刑罚执行方面

　　1、关于缓刑的规定没有体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方针政策。缓刑作为国家抗制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是除了保安处分和刑罚两个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大支柱，是“特种的刑罚手段”。　　它的适用对于防止交叉感染、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返社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即可暂缓执行刑罚，但对于该条件的设定并未有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自身的特殊性而作出与成年犯罪人相区别的规定，只是在法律效力较低的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但该规定从深层次上讲并不是对未成年犯罪人所作的特殊规定，一般而言具备解释中条件的成年人在实践中也是暂缓执行刑罚的。相反而言，适用于成年人的严格条件并不能在更广范围内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权利的实现，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放宽适用缓刑的条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关于未成人的减刑、假释制度规定得并不完善。虽然减刑是减轻原判刑罚，而假释是提前释放，但两者实质上都是不附条件的不予执行原判刑罚。联系我国刑法典的具体情况，由于我国刑法典是典型的“应对成年人犯罪的法典”，现行刑法并没有在刑罚执行方面对于未成年人做出特殊规定，关于减刑、假释的条件一律适用刑法条文的一般规定。虽然《解释》中对于适用条件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放宽，但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具体特点，该适度的放宽不仅操作性不强，且放宽的幅度并不能在更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3、配套的非刑罚处置措施欠缺。具体而言，非刑罚处置措施是指针对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分以及根据其犯罪行为虽可免除刑罚，但因其人身危险性较小，从体恤宽大，立足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放弃刑罚干预而采取的宽松的处分方式。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赔偿经济损失、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分。由于我国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同时适用一部《刑法》，这六种非刑罚处罚方式必然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从整体上而言，其可以作为刑罚体系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刑罚的适用而代之以非刑罚处理措施，有效地矫治了未成年犯罪人，避免了监禁刑造成的交叉感染，在很大程度上补偿和安抚受害人及其家属，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现有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种类过于单一，且规定零散，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刑法典更是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专门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规定，只是在第17条第4款指出“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由政府收养”，其它具体的鲜有涉及，使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更多的可供选择的适合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在某些具体的案件中针对部分未成年犯罪人只能选择升格或降格处理，要么判处刑罚，要么免除刑罚后一放了之，这无疑不利于有效防止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的严肃性也受到严竣挑战。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符合当前的迫切要求

　　综上所述，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刑罚制度为蓝本稍微修改而形成的，不论是刑罚的立法体系、刑罚的裁量还是刑罚的执行上，其都凸显出了与未成年人实际情况不符的弊端，不仅与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违背，也不利于我国一贯主张的“教为主，惩为辅”的未成年人工作方针。即便如此，伴随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其已存在20多年，为什么在近来才尤其强调完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呢？笔者认为这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不断低龄化和严竣化的形势所迫。根据上文所述，未成人犯罪的主体是指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于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在认识方面既具有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的灵敏性，又存在辨别是非、控制自我能力差的问题，同时在情感上大多数追求生理需求和感官刺激，常为了满足一时快乐，不惜以身试法，情绪不稳定，易于冲动。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基本上保持攀升状态，占全部刑事罪犯人数的比例越来越大。
　　同时犯罪年龄也呈下降趋势。2000—2002年，14—16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分别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12.21%、14.63%、15.31%。所犯罪行较严重，大多以抢劫、强奸和盗窃为主，手段恶劣，呈现暴力化、团伙化、成人化趋势。
　　因此，更好地打击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而这一难题的有效解决依赖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但如前所述，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是依仗成年人刑罚制度而存在的，难免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而重构符合当前国情的适合未成年人特殊情况的刑罚制度成为当前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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