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平 ]——(2005-10-8) / 已阅52668次

二、情节犯形态：有没有既遂、未遂形态
关于情节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大多数人认为情节犯不存在未遂问题，但有一部分人认为情节犯存在未遂的形态，且这一未遂形态具有可罚性。持此观点者的主要理由是：


（1）将情节犯的情节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观点，自然地可以推导出情节犯存在犯罪未遂。因为我国刑法学界公认的观点认为，犯罪既遂是指着手实行的犯罪行为具备了具体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情况。即既遂的构成要件说。而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而未达犯罪既遂的情况③。既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节因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未实现，自然成立犯罪未遂。
(2)　　从将情节犯的情节理解为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综合定罪要件的观点来看。情节的是否具备并不直接决定具体犯罪既未遂的成立。也就是说，作为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情节犯，仍然有可能成立犯罪未遂。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成立犯罪未遂，必然会影响到情节的成立与否。④
本人在此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情节犯只存在成立与否的问题，不存在犯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主要理由如下：
（1）根据情节犯的定义，情节犯是以一类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为综合构成要件的犯罪。其中的情节是犯罪主客观要件的综合，它是一种高度概括性的规定，并不一定要所有的要件里的内容都具备才能成立情节犯。仅仅以情节犯中的情节是犯罪构成要件，就推导出情节犯存在犯罪未遂是不妥的。我们知道，犯罪的未遂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况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不能说犯罪未遂是欠缺犯罪的某个构成要件的犯罪形态，因为只要行为成立犯罪就必然是符合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的。而不管其是否是既遂还是未遂。
（2）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是该类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如果说情节犯存在未遂，那么就是说情节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而在情节犯中情节不严重的就已经不成立情节犯了。就谈不上处罚问题了，但在犯罪未遂形态中一般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在这种情况下，连犯罪都不成立，讨论它存在未遂又有何意义。
（3）情节犯存在未遂，并具有可罚性，这一观点缺乏依据。既然将某一行为作为情节犯处理，就说明该行为已经符合情节犯的构成要件了，行为已经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了。而情节犯作为综合性要件的情节构成，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综合，只要这其中的任何一个要件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就成立为情节犯，除非该行为不是情节犯。即使情节犯存在未遂形态，也不具有可罚性。否则就是与情节犯的忠旨相违背的。之所以将该类行为定为情节犯，是因为该行为已经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了，在这一意义上讲，情节犯已经是既遂了。
（4）将情节犯理解为构成要件之外的综合性要件来看，情节的是否具备不决定具体犯罪的既未遂的成立，进而认为情节犯存在犯罪未遂，是不合理的。的确情节犯所对应的犯罪具体行为会存在着行为未达到行为人所预期的结果。但这并不等于情节犯就存在未遂。情节犯是对这些行为在性质上的一种概括。不管具体的行为是否达到了效果，只要认为是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就认为是情节犯的既遂了。
因此，基于以上理由，本人认为：讨论情节犯不存在既遂与未遂的区分，要严格区分情节犯的形态，没有实际意义。虽然，在情节犯的所依附的具体犯罪行为有时会存在未遂形态，但这并不影响情节犯既遂的成立。

三、情节犯之情节是否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争
关于情节犯之情节在犯罪构成的地位学术界观点不一，有人认为二者是并列关系，也有人认为情节就是犯罪构成要件。在刑法学界二者的关系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观点一：认为“犯罪情节决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犯罪构成要件把握的是构成犯罪的面，犯罪情节把握构成犯罪的度。犯罪构成要件的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情节，情节不是与要件并列的关系。”⑤还有的认为，情节是某种行为具备犯罪构成的依据之一，但“情节严重”和“情节恶劣”不属于犯罪构成的某一个要件，因为情节对于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起量的作用，犯罪构成与情节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关系。⑥ 笔者在此认为情节犯之情
节决不是犯罪构成四要件之外的第五要件，它是一个综合性构成要件。情节犯中的情节并不只是把握构成犯罪
的度，它不仅仅是作为构成犯罪的量刑情节出现的，而是定罪与量刑二者兼有的情节出现的。在情节犯中即使行为已经符合了犯罪的四要件，只要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我们都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此处的情节并不是犯罪四要件的重合，因为如果仅仅是四要件的重合，那么只要符合了犯罪四要件就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严重”就无存在之必要了。鉴于此，本人认为观点一不太合理。

（2）观点二：认为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时，只是一种提示性规定，“很难说是构成要件”。其主要理由是刑法规定的众多情节，有的属于客观方面的，有的属于主观方面的，有的属于客体或对象的，有的属于主体的，情节就不能单独作为第五个方面的要件而存在。⑦ 如上文所述，情节犯之情节不能作为犯罪第五要件出现，而是主客观要件的综合，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并不见得不是第五要件就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要件，情节作为构成要件不能独立性存在，还可以综合性的存在的，从而也可以对犯罪构成四要件加以补充。正是因为情节众多，现实社会的复杂性，难以对某方面加以具体规定，才需要用“情节严重”这一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语加以规定。刑法中的众多情节，内容虽丰富，涵括主客观方面，无法称之为一具体的要件，但该概括性的情节却不是凭空存在的，它即涵括了犯罪的四要件，又丰富了其不足之处。它可以作为犯罪的一个概括性构成要件，或者说是综合性的构成要件。因此，基于此观点二有其不合理之处。
（3）观点三：认为我国（1979）刑法“为避免繁琐，片面追求简明，其结果却是简而不明。例如，我国刑法中随处可见的‘情节严重’一词，其内涵与外延都极其含糊”，“至于其含义是什么，完全在于司法工作人员的理解，而一般公民则无从了解。”该观点同时认为，1997年刑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摈弃了‘宁粗勿细’的原则，而且追求明确性，使刑法具有可操作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⑧ 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反对的观点，其理由是：
第一：“情节严重”的规定，虽然具有模糊性，但模糊性不等于含混性，不等于说具有不可知性，而且合理使用模糊的法律概念是任何法律都不可避免的。
第二：“情节严重”的规定具有抽象性，但相对抽象的立法规定不等于粗疏性，相反，在许多情况下，法律规定的越具体，漏洞就越多，而且损害法律的简短价值。
第三：任何法律都需要司法工作人员的理解，刑法也不例外，不能认为，需要司法工作人员理解的规定，就是不好的规定。
第四：我国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非将一切危害行为都当作犯罪处理，这决定了“情节严重”这一概念具有必要性。⑨
笔者在此认为，作为一部法律必然会有许多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语，它不可能达到十分形象具体的程度，否则就不是法律了。“情节严重”一词，虽然内涵与外延很模糊，但并不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相反，正是因为刑法中出现了像“情节严重”这一类的规定，才更需要司法人员加强对刑法的理解，而不是仅仅简单的适用法律。此外，从法理意义上讲，由于法律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与现实社会的复杂多变性之间的矛盾的存在，就需要法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样有利于减少立法的成本，而不是反复的修补、修漏。“情节严重”的规定适用于不同的时期，它会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认定“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不同。从这一点意义上讲，“情节严重”这一规定还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同时“情节严重”是立足于一般的社会价值标准的，一般的公民是能够对其做出基本的价值判断的。因此，本人在此不同意第四种观点。
此外，关于此问题还有很多观点，在此不一一阐述。
总之，笔者认为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是概括性的构成要件。那种将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排除在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

四、情节犯之定罪情节与犯罪的量刑情节的关系
关于情节犯中的定罪情节与犯罪量刑情节的关系，刑法学界尚存争议，有人认为情节犯中的定罪情节与犯罪的
量刑情节存在着交叉关系，甚至于在某些情形下是等同的。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如

下几种观点：
（1）认为定罪情节不仅可以成为量刑情节，而且一切定罪情节都必然同时成为量刑情节。因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决定了最终刑罚的轻重，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主客观情节来反映的。因此，犯罪案件中一切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主客观情节都是量刑的情节。既然定罪情节反映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它当然是量刑时应当考虑的情节。”⑩
（2）认为“某些犯罪情节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比如危害社会的结果，在考察造成该结果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他是认定犯罪的一个情节。但在对该行为人决定刑罚的轻重时，该结果又充当了刑罚适用的情节角色。”⑾
(3)认为定罪情节“是指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之外的，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定罪时作为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标志的一系列主客观事实情况。”因此，除了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外，定罪情节的“另一项功能是作为区分重罪与轻罪的标志。”⑿
笔者在此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主要理由如下：

（1）第一种观点认为定罪情节是同时作为定罪和量刑情节出现的。这里的定罪情节主要是指情节犯中的情节，因为在其他类犯罪当中是很少出现定罪的情节的。仅仅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主客观情节来反映的，就推导出这些主客观情节都是量刑情节，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了。正是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决定了某些行为之所以成立犯罪的根据。二者的程度是划分罪与非罪的根据，而不仅仅是影响量刑的情节。定罪情节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就正好是区分罪与非罪的一个标志。量刑的时候所要考虑的情节，必须是在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再根据行为的危害性程度，危险性大小来裁量刑罚。定罪情节主要是出现在定罪阶段，而量刑的情节是出现在量刑的阶段的，二者所处的阶段不同。定罪情节不能代替量刑情节，量刑情节也不等同于定罪情节。量刑的情节包括加重的情节减轻的情节，法定的情节与酌定的情节，罪前、罪后、罪中情节。而定罪的情节必须严格法定，否则就会造成刑罚的不合理、不均衡性。因此，观点一具有不合理性。
（2）观点二认为某些犯罪情节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不同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定罪的情节，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犯罪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他在有些犯罪当中是定罪的情节，但在有些犯罪中却是量刑的情节。本人认为这一看法是不合理的，其原因是：在不同的犯罪当中往往有着不同的定罪情节，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有着相同的情节的。正如以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犯当中，行为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可以称之为定罪的情节之一。但在不以结果为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当中，发生了危害结果可以作为其加重结果犯处理，这里的危害结果应当是一个影响量刑的情节。但在此处的定罪情节已经不再是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了，而已经变成了“情节严重”了。危害结果不是一切犯罪的定罪情节，不能因为其在有些犯罪当中不是定罪情节、而是量刑的情节，就认为犯罪的定罪情节是具有双功能的。

（3）观点三认为定罪的情节在定罪时可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标志。实质上是在说明定罪情节同时是在作为定罪与量刑的双项功能出现的。我们知道，定罪的情节可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志，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至于区分重罪与轻罪，我认为这是量刑情节的功能，而不是定罪情节的功能。量刑是考虑行为的程度，是量的方面的，而定罪是考虑行为的质，符合则为犯罪，不符合则为非罪。重罪与轻罪是犯罪的程度方面的划分，两者非质的区别，以定罪的情节来区分，似乎不好区分。而观点三却恰恰夸大了定罪情节的功能。从这一点上讲不具合理性。
总之，笔者认为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并非等同关系，也非交叉关系，虽然二者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正是二者的配合，共同决定着对行为的定罪与量刑。在情节犯当中出现的“情节严重”作为定罪的情节，是定罪情节当中具有概括性的定罪情节。二者是一种种属关系。虽然在情节犯当中存在着不少量刑的情节，但他绝对不能代替定罪的情节。

五、情节犯存废之争
关于情节犯是否应当废除，刑法学界还存在着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情节犯应当废除，其主要理由是：一、情节犯是我国刑法所特有的形态，为了保证与国际上通行做法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相接轨，需要废除情节犯。二、适用刑法观念，以及立法司法实践需要取消情节犯。三、情节犯具有不确定性，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相违背。⒀
本人在此认为现在谈情节犯的废除还为时尚早，主要根据有：
（1）从我国立法、司法实践来看，情节犯的出现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当前我国的立法技术还不够完善，难以达到面面俱到，具体而详尽。出现有关情节犯的规定，是弥补这一不足之处的手段之一。虽然，随着立法司法实践的不断完善和丰富，有关情节犯的规定和适用情况有所减少，但它仍将占据着一定的市场。主张情节犯应当废除的又一个理由是基于对我国司法人员目前的司法操作能力的怀疑。因为情节犯的规定过于很大的概括性，不像某一具体的规定那样易于操作。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综合价值判断，这无疑是加大了司法工作人员的难度。但我们应当看到正是情节犯的存在，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要求加大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司法人员的综合能力的提高，而不是仅仅简单的适用具体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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