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良 ]——(2007-4-25) / 已阅30160次

笔者认为，目前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的“严打”刑事政策应该转变为“重重”与“迅速公正审判”的现代刑事法治视野下的“严打”刑事政策，继续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全面实施科学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重新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作出解释，尤其是改变“严打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首要环节”的政策，赋予“严打”以“重重” 与“迅速公正审判”的科学内涵，重新建构我国刑事政策新体系。

传统的“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应当变更为“重重”与“迅速公正审判”，使政治性的、行政性的、军事性的“严打”向法治化的“严打”演进。“严打”应当确立司法权的权威地位，同时应该追求司法公正与效率。

“重重”是指在强调对轻微犯罪轻缓处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集中有限的刑罚资源严惩严重犯罪。其出发点在于通过加大严重犯罪付出的代价迫使犯罪人在利益冲突中放弃犯罪以达到控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通过个别预防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它的特点是对特定犯罪和特定犯罪人的特定情况在立法、司法、行刑上从重、从严打击，是有目标、有范围、 有对象的重刑化。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严重的暴力犯罪、跨国境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犯罪等采取从重的刑事政策态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取消对当事人的某些权利保障，在行刑上则适用强化监禁的方式，在监禁上予以高度警备并有关于禁止缓刑和假释的规定。[12]

“重重”强调了刑罚的报应功能，同时也没有忽视刑罚的个别预防与特殊预防作用，对严重的犯罪在立法、司法、行刑上从重、从严，不违背刑事法基本原则，同时，“重重”仅仅是适用刑事法的法律行为，与政治性的“严打”有本质区别。

在宪法性刑事诉讼视野下，接受“迅速公正审判”是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和诉讼权利。传统“严打”下的“从快”往往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协同作业，甚至合署办公，迅速将嫌疑人、被告人加工成罪犯，因此，过于强调行政治罪的效率而忽视了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辩护权、会见权、证据保全请求权、不服申诉权等防御性诉讼权利，同时也忽视了检察权、审判权的独立性以及对侦查权的制约作用。“迅速公正审判”是指在实行“重重”的同时，必须在保证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防御权，确保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在法定诉讼期间内迅速审判，防止未决羁押案件久拖不决，增加嫌疑人、被告人不必要的痛苦。

“重重”与“迅速公正审判”的“严打”刑事政策区别于我国长期来实施的政治性、行政性、军事性与阶级专政性的“严打”刑事政策，体现了“保护法益，保障人权”“双保”机能的刑事司法理念，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合理选择。新的“严打”刑事政策将导致我国刑事政策体系的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总战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基础性的刑事政策，新的“严打”刑事政策是普通的司法对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将重在预防而不是重在“严打”，传统“严打”刑事政策不再是最主要的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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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步[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347-348
[3] 彭真文选（1941-1990）[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407
[4] 张模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Z]．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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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2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
[8] 彭真文选（1941-1990）[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407
[9] 彭真文选（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09
[10] 彭真文选（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09
[11] 彭真文选（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3
[12] 李素颖 刘虹妮．“轻轻重重” 的趋势与我国刑事政策的取向[J]．河北科技大学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03（2）：12-17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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