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旭 ]——(2006-9-26) / 已阅31445次

五， 衰退阶段：元——清末

元朝统治者在法律体系上基本沿用了宋朝的制度，但由于带进了少数民族的相对野蛮的法律习惯，对原本比较近代化的法律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在法律观念上也产生了较多负面影响。这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在宋朝的基础之上，元朝在物证技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元朝在法医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王与编撰的《无冤录》。此书继承了《洗冤集录》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法医学理论，并纠正了《洗冤集录》中的一些错误。此外，元大德年间还颁布了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检尸式》，具体规定了对悬缢、水中、火烧、杀伤等各类尸体的现场检验程序和方法，可见在这一时期，检验制度已基本上规范化、法制化了。〔8〕

明清时期，物证技术上主要继承了宋元的成就，在其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在明清时期相继出现了大量的法医学著作，如《洗冤录及洗冤录补》、《洗冤集说》、《律例馆校正洗冤录》、《洗冤录详义》等。在法律制度上，有关检验的程序、内容也更加完备、具体，这在《大明律例》和《大清律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

首先，负责检验的官吏，在京城，初检由五城兵马司负责，覆检由京城知县负责；在外地，初检由州县正官（即知州、知县）负责，覆检由府推官负责。而具体的检验工作则仵作来进行。
其次，关于检验的程序：于未检之先，即详细询问尸亲、证人、凶手等；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验、报告；对要害和致命之处要仔细查看，验明创口大小，是何凶器所伤，并与在常众人质对明白；对于因时间长久而发生的尸体变色，也要仔细查验，不得由仵作混报。
再次，关于检验的责任：负责检验的官吏因失职而导致检验不实等情形发生的，要依法追究责任；如果是因收受贿赂而故意检验不实的，则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情节严重的，以受财枉法从重论处。
为了防止受贿舞弊现象的发生，负责检验的官员只许随带仵作一人，刑节一人，皂隶二人。一切夫马饭食也必须自行携带，不许向地方或当事人索取分文。违者依律议处。〔8〕

表面上看这些规定都是体现了慎罚的思想，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要求更高，更讲究以物证来说明问题，物证技术也理所当然会得到发展。但事实上，明朝出现了一些非法之刑，如廷杖制度、厂卫制度。廷杖制度的出现标志着滥用非法之刑的行为得以制度化，对明朝的法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影响，厂卫制度严重干涉了司法独立，很大程度上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司法审判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成文法的否定，纵使其法律对物证的规定再完善，对物证的要求再高，在物证技术上的研究再多，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清朝也强调以严刑峻法加强专制主义，钳制思想文化，加之闭关锁国的政策，自然科学在此阶段也停滞不前。原有的物证技术以及实践中的经验在此阶段未能得到继承，更不必提发展了，故此阶段是我国古代物证技术的衰退阶段。


六、结语

综观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历史，笔者认为，其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自然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不足。物证技术作为一门科学技术，要结合物理 、化学、生物、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知识，在对物证的发现、提取、检验和鉴定中加以运用，方能更可靠地提供证据、线索，更真实地再现案件经过。但古代自然科学的落后，物证技术自然不可能发达，往往先在个案中尝试性地加以运用。由于中国古代医学发达，在司法审判中结合医学知识产生了古代法医学，形成了以法医鉴定为主要的物证技术。

二、各个朝代的法制思想对物证技术的发展起了主导作用，自汉朝时，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台，“礼法并用”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影响着其法制思想，“春秋决狱”、“论心定罪”使的司法审判强调人的主观善恶，也使得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工作一直注重口供 ，往往轻视物证。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物证技术的落后，不能得到足够的证据，只好通过向犯罪嫌疑人刑讯的方式得到证据。反过来，这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过分重视口供，自然就不能使人们对物证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使的物证技术的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

三、各个朝代对口供的态度对物证技术的发展起了直接作用。由于自然科学的落后，审判者更注重言词证据，加以心理学的常识，产生了“五听”原则，注重嫌疑人的心理变化。从汉以来一直重口供轻物证，直到宋朝郑克才提出“重物证轻口供”的观念。至此，物证技术在宋朝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历史最高峰。但明清时期，审判者又忽视物证，更加注重口供，加以诸如腐败、贪污等因素的影响，物证技术最终没落。

四、审判人员、检验人员责任的刑事法律化也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早在西周就有“五过”制度，“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该制度在各朝代得以沿用。秦朝时期，又出现了对检验人员责任的规定，并在唐朝出现了以刑法制裁那些违反检验制度的检验人员。以后历代都在唐朝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规范化。

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在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成就，至今某些技术、理念对当代的物证技术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沿用至今。古代物证技术依然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参见 沈大路《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2〕《楚秦刑事诉讼证据比较研究》 刘玉堂 贾济东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睡虎地秦墓竹简 》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转引自 闵银龙 王立民 《论中国古代法医学的领先地位》
〔4〕参见 王传道 《我国的物证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
〔5〕《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6〕参见中国古代的法医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y/yeyonglie/byzt/001.htm
〔7〕桂万荣编著 《棠阴比事选》，群众出版社，P59 转引自：沈大路《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8〕殷啸虎 《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的运用及其制度化发展》　中国司法鉴定　2001
〔9〕《略论我国古代司法鉴定制度》 李冰 刊于《郑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9月 第18卷 第3期
〔10〕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23620&flag=1
〔11〕参见 廖育群 《宋慈与中国古代司法检验体系评说》刊于 《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
〔12〕参见 常永平《〈折狱龟鉴〉与古代司法鉴定》刊于《中国司法鉴定》 2005.05.12
〔13〕参见 《中国法制史》 朱勇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67 及 廖育群 〈宋慈与中国古代司法检验体系评说〉刊于 《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 〔14〕法医鼻祖宋慈与《洗冤集录》 http://www.sciencehuman.com/history/history2005/history200507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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