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彩平 ]——(2005-10-27) / 已阅28037次
“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掠考五毒，肌肉消烂”“体生蛆”⒁
其它如烧斧挟腋，大指刺指，以土窒口等苦不堪言的非法刑讯，多有记载。
在司法检验方面，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中，已经载“疻”
“痏”（殴伤为疻，殴人为痏）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者，与人之罪钧”。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殴击人，剥其皮肤，肿起青黑而无创瘢者，律为“疻痏”.⒂
三国两晋南北朝物证检验的种类较前代增多。这一时期又以三国的物证最为发达。据《三国志·魏书》记载：“三国时期，魏的国渊出任魏郡的太守期间，有人投递匿名信诽谤朝庭，太祖曹操十分恼火，一定要查处是谁干的。匿名信有好几处引用后汉张衡的作品《二京赋》之内容，国渊请求把匿名信的原件留下，不对外露其内容，向郡属功曹（官吏）发出指示，说：“魏郡是个大郡，而且又是京城。但学识渊博的人却很少，我命令选派聪明颖悟的年轻人，派他们求师就学”。功曹选出三个年轻人，就选派之前，国渊对他们说：“要学习未知的东西，《二京赋》是一部具有广博知识的书，世人却把它忽略了。能教此书的老师很少，可寻找能读此书的人向他求教。十天后找到了一位能读次书的人，便向他学习，因而请他代写了书信，经与诽谤信中的笔迹比较进行比对，如出自一人之手。于是将其逮捕审问，立即招认。这也是较早的文书物证检验.⒃
另外，这时期弹丸检验也有出现。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吴国太子孙登，一次骑马外出狩猎时，恰遇一飞弹从身旁擦过，孙登的随从人员当即找到了弹丸，并抓获一名手持弹弓的嫌疑人，随即叫前询问，但该嫌疑人不承认是他发射，孙登吩咐把拣到的弹丸与此人带来的弹丸拿来作了比对。两者确实不同，遂将他放走。这种检验虽属初级的识别，但反映当时已知弹丸也可比对.⒄
由上述案例记载可见，我国三国的司法物证检验的范围较以前有说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检验等均有出现。
隋朝在司法物证及检验方面承袭前朝无新发展。
这一阶段是司法物证的发展时期。
第三，司法物证的鼎盛阶段 唐宋时期
古代法律发展至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在集中国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几其《疏义》中，在吸收秦汉以来司法鉴定实践经验和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其突出表现，就是在法律中对人命（凶杀）案件和伤害案件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唐律》规定，在人命和伤害案件等案件中，检验的对象主要有三类，即尸体、伤者以及诈病者，即相当于现今的尸体检验和活体检查。同时，对伤害案件中“伤”的标准作了明确界定：即“见血为伤”；以及各种伤害的分类：手足伤、地物伤与刃伤，并根据伤害程度的不同，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如对损伤他人眼睛的行为，凡“眇一目”的、处以“徒一年”；而“瞎一目”的，则要处以“徒三年”。眇是“亏损其明而尤见物”；瞎则“目丧明全不见物”⒅。两者损伤的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轻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司法鉴定。也正因为如此，《唐律》对于检验人员的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凡是检验不实的，要视其情节予以处罚，严重者以故入人罪论处。这些规定，基本上都被后来各朝代的法律所继承。
除了人命及伤害案件外，对于案件中的书证、物证的鉴定也得到了运用。在唐朝人张的《朝野 载》一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唐武则天垂拱年间，湖州佐史江琛为陷害刺史裴光，将裴光所写的文章中的字割下来，拼凑成文，伪造了一封写给徐敬业的谋反信，并向朝庭告发。武则天派御史前去审问，裴光说：“字是我的字，但话却不是我的话。前后换了三个御史，都不能定案。武则天又派了一个名叫张金楚的官员负责调查此案。张金楚仔细查看了信件，看不出什么破绽。他又将信拿起来对着日光看，结果发现信上的字都是粘贴而成的，平铺在桌上是看不出来的。于是他便将衙门的官员召集起来，当着众人面，将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结果一个个字都散开了。案情也因此真相大白。
除了上述所说的完善了司法鉴定以外，《唐律疏义·断狱》对于证人的资格也作了明确规定。“其于律得相容者，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⒆。”凡是在容隐范围之内的亲属和奴婢、部曲都被免除了作证的义务。另外律疏又解释，老小、笃疾“以其不堪加刑，故并不许为证。这条法律被以后的朝代所沿用。
在古代诉讼中证人证言的效力较低，一般而言单凭证人证言并不能定罪，必须要嫌疑犯认罪才能定罪。《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五十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和拷讯，皆据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⒇。律疏解释“众证”：“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可见不是这些不得拷讯的对象，就必须要经刑讯使其认罪后才能定罪。宋元明清的法律依然如此。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注重书证，物证的作用，认为证人证言有可能手各种因素影响，是所谓“活干证”，而书证物证是“死干证”。
五代承袭了唐朝的司法鉴定制度，其中和凝及其子和蒙写的《疑狱集》代表了当时物证检验的最高成就。《疑狱集》中有这样一个运用法医学知识进行检验的典型案例：“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或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鞠之（审讯），妻乃伏罪。(21)
这便是闻名的“张举烧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张举应用了呼吸功能的存在与否，来鉴别生前烧死和死后焚尸。活人被烧死时，因有呼吸功能的存在，在火场中便可吸入烟灰炭末；死后焚尸，因人已死，呼吸运动停止，则不会吸进烟灰炭末。根据这个原理，设计了动物（猪）实验，然后进行尸体检验，获得了可靠的资料，正确地辨别案件的性质，解决了此案。
宋朝在唐朝的基础上司法鉴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将法医检验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其成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上系统的检验制度的建立；二是出现了一部法医学的专著——《洗冤集录》。
宋朝地方衙门的司法功能较唐朝而言，大大加强了。为了提高审判能力，保证审判的公正，就要求提高检验工作的质量。因此，宋朝在《唐律》有关检验的规定的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检验的法律制度和法规，用以指导和规范检验工作。在南宋时颁布的《庆元条法律类》中，专门列了“验尸”一章，对验尸的程序、验尸报告的格式、负责验尸的官员（州差司理参军、县差县尉）、验尸时的主要事项，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宋朝检验制度在法律上的建立，是检验制度发展的接；而法律上对检验制度的规定，又反过来促进了检验制度本身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之下，产生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关于检验制度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洗冤集录》一书为南宋理宗时湖南提刑宋慈所著，共分为五卷，内容包括条令、检复总说、疑难杂说及自缢、溺死、服毒等53目。其中对于尸体现象及死伤状况作了分析，并据以推断死伤原因。此外对在检验总应当遵循的手续、方法等也都作了详细的阐述。
《洗冤集录》是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同时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统的司法检验书。
除了法医检验制度以外，两宋时期在刑事案件的发案原因、物证等方面的司法鉴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宋人郑克编写的《折狱龟鉴》一书中，就记载了两起较为典型的案例：
程琳担任开封府知府时，皇宫内发生火灾。经调查，发现现场有裁缝使用的熨斗，负责调查的宦官便认定火灾是由熨斗引起的，并将裁缝交开封府审讯结案。但程琳认为此案疑点甚多。经过仔细的勘察，发现后宫烧饭的灶靠近壁板，日子一久壁板就变得非常干燥而引起火灾。(22)
在此案中，程琳正是通过对起火原因的认真鉴定，才避免了一起错案。
钱冶为潮洲海阳县令时，洲中有大姓家中起火，经过调查，发现火源来自邻居家，便将其逮捕审讯。某家喊冤不服。太守便将此案交钱冶审理。钱冶发现作为引火之物的一只木头床可能是大姓的仇家之物，便带人去仇家，将床脚进行比对。在事实面前，仇家供认了纵火并栽赃以逃避罪责的犯罪事实。（23）
此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方面的纠纷也不段增多，因此，对契约等各种书证的鉴定，便成为正确处理纠纷的重要保证。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章频担任彭州九龙县知县时，眉州大姓孙延世伪造地契，霸占他人田地。这场纠纷一直得不到解决。转运使便将此案交张频处理。张频对地契进行了仔细鉴定，发现地契上的墨迹是浮在印迹上的，是先盗用了印，然后再写字的，从而认定地契是伪造的。（24）
江某任陵州仁寿县知县时，有洪某伪造地契，侵吞邻居田产，他用茶汁染了纸，看上去好象是年代十分久远的样子。江某对洪某说：如果是年代久远的纸张，里面应该是白色的，如今地契表里一色，显然是伪造的。洪某被迫供认了伪造的事实。（25）
唐宋的检验制度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完备的检验制度，当时的欧洲在处在宗教统治的黑暗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建立像我国那样系统严密检验制度。
这一阶段是司法物证发展的鼎盛时期。
第四，司法物证的衰弱阶段 元明清时期
宋朝在司法鉴定方面的成就。在元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元朝在法医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王于编撰的《无冤录》一书。《无冤录》在继承《洗冤集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法医学理论，并纠正了《洗冤集录》中的一些错误。此外，元大德年间还颁布了由国家统一制定的《验尸式》，具体规定了对悬缢、水中、火烧、杀伤等各类尸体的现场勘验程序和方法，表明在这一时期，检验制度已基本上规范化、法制化了。
明代的检验分为命案的检验、盗案的检验及斗殴的检验。对于命案的检验，明初《大明律》规定的三种情形可以免检：
（1）凡诸人自缢、溺水身死、别无他故，亲属情愿安葬，官司详审明白，准告免检。、
（2）若事主被强盗杀死，若主告免检者，官为相视伤损，将尸给亲埋葬。
（3）其狱囚患病责保看治而死者，情无可疑，亦许亲属告免检。
上述三项规定，虽系规定与明代初年，但其基本原则沿用至明末。至于有全检验尸伤之官员，《大明律》并未明确规定。据考察，有权检验之官员为正印官及有关官员。《明律》436条（检验尸伤不以实）规定有正官、首领官、吏典等人的刑事责任，可见得正官、首领官及吏典等人有权及义务检验尸伤。检验尸伤，“府则通判、推官、州县则长官亲检，毋得委下僚。”（26）
成化十五年（1479）七月二十六日奉旨：
各处巡抚巡按等官及浙江等都市按三司兼直隶府州卫所，今后但有诉告人命，俱照前例，先拘数内干证里邻人等到官，从公审勘人命案是实，方许委州县卫所正官检验，若正官缺员，或有公占事故，方于佐贰官内选委廉能干济者眼同从实检验尸伤，要见的确致死根因，明白取其备细供结，以凭问结，若各该官司违例，不行用心审勘，及辄委仓场、库务等官，阴阳等官，阴阳医生等役以前作弊枉人者，许巡按御史并按察司依律究问施行。（27）
州县官如遇较复杂人命尸伤案，有时尚须进行二次以上之检验。其第一次检验，称为初检，由州县官为之；其第二次检验称为复检，由府推官为之。《明律》第436条（检验尸伤不以实）附例规定：
凡遇告讼人命，除……外，其果系斗杀教杀谋杀等项当检验者，在京初发五城兵马，复检则委京县知县；在外初委州县正官，复检则委推官，务求于未检之先，即详鞠尸亲佐凶犯人等，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明之处，立为一案，随即亲诣尸所，督令仵作，如法件报，定执要害致命去处，细验其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公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万厉十八年定例）。（28）
明代检验人命尸伤之依据，为《洗冤集录》。明初，检尸图式由各府印。《大明律》规定：
凡检尸图式，各府刊印，每副三幅，编立字号，半印勘合，发下州县。如遇初、复检验尸伤划时，委官将引首领官吏、仵作行人，亲诣地所，呼集合听检人等，眼同仔细检验，定执生前端的致命根因，依式标注、署押，一幅付苦主，一幅粘连附卷，一幅缴申上司。其初、复检验官行移体式，并依已行旧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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