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赞宁 ]——(2005-2-7) / 已阅23002次

医疗权是一项相当广泛的权利。它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它可以行使其他任何人（包括行政官员、甚至国王）都不能行使的权力或权利。如为了治病的需要，医生有权了解病人的隐私，有权查验病人最隐秘的部位；有将毒药给人服用的权利；有将人的腹腔、胸腔、颅脑打开而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医生用上述危险的、对病人有重大伤害的方法治病，不仅意味着治愈，还意味着有死亡或残废的可能。因此，医疗权就是处分人体与生命的权利；其原则是必须在保护或有利于医疗相对人期望的前提下，基于医事共同体的授权或医事相对人的委托或承诺，对医事相对人的人体与生命（生与死）进行处置的权力和权利。
医疗权的产生是基于对医事相对人生命与健康的有利期望，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因为医疗权的行使是基于人们的“有利期望”，故可使其违法性得以阻却，而不构成违法或犯罪。
在明白了医疗权就是处置人体和生命的权利之后，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医疗权是谁赋予的，即其权力从何而来？
在SARS过后，人们常常会问：为什么对大量疑似SARS的病人，经20多天的强制隔离观察治疗后，最终排除了SARS的诊断(证明有误诊误治)，病人也不得向医院索赔？甚至有人在医院内被感染上SARS，也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是谁给了医生这种不受起诉的权力？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行政干预。”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行政干预”合理吗？笔者认为，即便是“行政干预”，这种行政干预也完全是合理合法的。
首先，从事实和法律角度讲，疾病或瘟疫的降临，对人类是一场灾难，是一种不可抗力。在医院里，医生自己都难免疾病或瘟疫的感染、难免死亡，又怎能保证他人不被疾病或瘟疫感染及在感染后就一定不会死亡呢？
其次，从理论上讲，人类在长期的抗病斗争中，认识到这是人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是必须由人类这个整体来承担的，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足以同病魔抗衡。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大家都自觉地加入了一个“医事共同体（也称卫生共同体）”。在“医事共同体”这个“社会”里，也像政治社会中的行政权的取得一样，人们通过医事契约（请注意，是“医事契约”，不是“民事契约”，也不是“行政契约”）的方式授予了有专门医学知识的人群有医疗权。这种医疗权它不是行政权，但这种权力的取得以及它的法律特征却同行政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医生这个群体之所以有行医权的由来。
再次，每一种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均有一个过程，同样，医生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也需要有一个观察了解的时间和过程，因此，先对病人作出疑似诊断，然而再逐步排除或重新诊断的做法，才是符合医疗操作规范的正常做法；不加分析地一概要求每一个医院或医生只要一接诊病人，就必须作出正确诊断和有效治疗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违背科学规律和医疗规则的。更由于科学并非是万能的，以及人体科学和医学科学的高难、复杂与多变等特点，因此，允许失败（在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下，允许有误诊误治）及予以医务人员有刑事、一定的民事和医事的豁免权，便成了这个“医事共同体”里的基本原则与规则。这是医事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本质的特征之一。
医疗权包括权力和权利两类：①基于医事共同体的授权的是权力。如强制治疗权、隔离诊疗权、强制检查权、强制尸检权、公共卫生检查监督权、计划免疫接种权等等。②基于医事相对人委托（承诺）的是权利。如医生的检查、治疗权，即通常所指的“处方”权等。
医事共同体中的一切行为规范，是一种独立的、不同于其他法律规范的规范。这种行为规范的实施，它并不靠国家强制力，而是靠社会的公信力、医事相对人的委托或承诺、行为人的敬业精神及自我约束力和适当的行业（又称行会）制约（惩罚）来实现的。它主要受道德规范（按本文的说法叫“斜向法”）制约。这种道德规范（斜向法）早在国家产生之前就有了，只不过当国家产生之后，有时有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已。
因为医学是一项风险很高的职业，同时又维系着人们的生存与健康，根据医事工作的这一特征，必须给这种从业人员以充分的信任和十分宽松的执业环境。只有这样，医生们才能敢于抢救病人、敢于承担责任，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示其才华，使医学的“有利期望值”达到最大。
基于医务工作往往要接触到个人隐私、人格尊严等最为敏感的私权利。所以，人们对医生这一职业除了有很高的医术要求外，还有很高的道德要求，每一位医生都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要求高而又不能处罚过重”，这正是医事法区别于任何其他法律（公法和私法）的本质特征。正是这一游戏规则的确立，才使患者成了最大受益者。
在这个共同体里，人们出于对“医学并非是万能的”认识，就必须接受有误诊和治疗失败的现实，因此，即使治疗失败或产生有严重的并发症（如SARS病人经激素治疗引起股骨头坏死及感染扩散等），也不得向医院和医生提出索赔。医-患关系的这一特征是建立在相互间的高度信赖之基础上的。医-患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斜向法理论构架未被确立之前，与其说是一种法律关系，倒不如说是一种道德关系。医-患之间的这种只受道德约束而不受法律约束的关系是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不止是五千年，而是数万年，甚至是数十万年以来），在与自然与疾病的斗争中所自然形成的。
如果说，这种只受道德约束的医-患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即斜向法）的话，那么，斜向法的确立是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的；而纵向法和横向法的确立，则主要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都是不可信的，都必须受到制约”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斜向法同传统法律（公法和私法）的最本质区别。
传统思维模式认为，只有法律才具有强制力，而道德是不具有强制力的，而且这种强制力只能由国家行使，其他任何团体、组识都不能行使。出于这种认识，在进入到法治社会的今天，认为必须由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但在过去长期以来都是属于道德规范的行为，已越来越多地纳入了法律的调整范围。尤其是医疗行为这种“人命关天”的行当，“没有法律的制约，怎生了得！”
然而，一旦将医-患关系纳入了（传统）法律调整的范畴，人们又发现好像走入了一个歧途，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与之相配的法律。其实，问题就出在人们对法的认识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事实上，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法律并不只有“公法（纵向）”和“私法（横向）”两大门类，除了“公法”和“私法”两大门类外，尚有内容更为丰富、调整范围更为广泛的“斜向”法律关系的存在。

六、斜向法是什么
若要给斜向法下个定义的话，笔者认为可以初步将其定为：斜向法是调整相对不平等主体之间，如宗教、党派、社团、行业、行会、单位及家庭等社会共同体与相对人之间，为了其自身的共同利益，建立在相互信赖基础之上的适用于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一种民间契约。简言之，就是调整相对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斜向法律关系的法。其涵盖的内容包括除了公法（纵向法）和私法（横向法）之外的所有法律规范。其中，医事法是调整斜向法律关系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门法。除了医患关系外，尚有教育、新闻、宗教、党派、社团、慈善事业、婚姻家庭（所谓家规家法）、村规民约等均属斜向法的范畴。
在传统的法学观念里，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这也是"法"。其实，这些"法"，比传统法更早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它通常以"习惯法"和"不成文法"的形式存在，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氏族、部落、国家的每一个人（含法人）遵守和履行。但也有不少是"成文"的，如宗教教义、党章、各行会的惩戒条例等。由于这些"法"，至今并不为人们所认识，所以很少有人会去进行系统的开发研究，以至于使其至今仍处于“零乱”和"原始"状态。如果将其纳入法的范畴（本文将其确定为"斜向法"），用法学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它、开发它，那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那么，斜向法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当给它冠以何种名称？正如调整纵向法律关系的法被称之为“公法”，调整横向法律关系的法被称之为“私法”一样，那么，调整斜向法律关系的法应称作什么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斜向法就是道德法（但又不是道德的全部）。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将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吗？实际上，道德和法律从来就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们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已充分揭示了道德与法的渊源关系。当今社会为顺应法治的需要，已越来越多的将过去的一些道德规范纳入了法律的范畴。如我国婚姻法的修订就将一些道德规范写进了法律。笔者曾对《执业医师法》逐条逐句的进行过研究，结果发现，涉及义务性、禁止性条款的，竟有80％当属道德规范的内容。对于喝酒、抽烟、吐痰、大小便等行为，从来都是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属道德调整的，如今多已列入了法律的调整范畴。但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如过去将非婚同居、同性恋等列为犯罪，受法律调整，现在却只是个道德问题。这里，对这种做法的利弊估且不论。但这已充分说明了道德与法的关系。这一特点，在古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古典法除了刑、民不分外，道德与法也往往是溶为一体的，如古印度的《摩奴法典》就是一部道德法（或称道德经）。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究竟是法律还是道德？恐怕谁也难以道明。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以德治国，但也不全是德治，其中也有法治的内容。
法律不是万能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只有法治而没有德治是不可想象的。宗教信仰就是德治的重要表现形式。过去和现代一些国家的"政教合一"，你能说"宗教"这一道德规范不是法律吗？
现代法律越是将更多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就越使人们对法律感到困惑，感到只用公法（纵向法）与私法（横向法）"二分法"的理论构架已难以解释所有的法律现象。因此，引入"斜向法"理论，还法的本来面目，确立"纵向"、"横向"、"斜向""三分法"的法学理论构架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称它为“道德法”好吗？由于斜向法并不包含现行道德概念中的全部，它仅包含现行道德规范中的需要用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那部分道德，这样，一旦斜向法的理论被承认和确立，那么，道德和法律就真的会被混为一谈、真的没有界限并可言了。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斜向法最好不要被称之为“道德法”。
在英美法系中，有一种叫“衡平法”(Equity，有时译成“平衡法”)的名词，它并非是现代行政法理论中“平衡论”的那种“平衡行政”。它的含义是：英美法系将法庭分为两类：一为习惯法法庭，审判案件以固有的习惯法和积累的判例为主要依据。此种习惯和判例被称为普通法和习惯法。其二为特权法庭。此种法庭审理案件一般脱离习惯法而根据衡平法（Equity），审理案件时安排陪审员以利判案。衡平法本身非法律，只是代表一种法律观念，即“以天理良心行事”。习惯法根据过去成例堆砌而成，凡事都要合法（legal），合法则是有过去之事例可援，合理与否不再计较。衡平法则需要合理（equitable）。看来，习惯法的程序与内容已不合时宜，特权法庭（适用衡平法，即合理就行）乃为弥补其缺失而设①。
由上可见，英美法系为了弥补现行法律（只有公法和私法）的不足，实际上已经将道德——所谓一种只讲究“合理”的“以天地良心行事”的“法律理念”，逐步地纳入了法律的范畴。这不就是本文所讲的斜向法的雏形吗。但由于“衡平法”或“平衡法”一词，已经被行政法和民法理论界所滥用，为避免引起混乱，不宜再用“衡平法”或“平衡法”来表示。
由于斜向法的性质确有类似于数学中的模糊数学及物理学中的相对论的地方，将其称之为是法学领域中的“模糊数学”或“相对论”也并不为过。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法学，必竟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为不致引起混乱和体现科学的严肃性，它应有其自己的专用名称，因此，不宜将其正式命名为“模糊法”或“相对法”。
从斜向法的定义及其所涵盖的内容，不难看出：现行法学理论中的“社会法”几乎全都包涵在斜向法之中，只不过本文所讲的斜向法的内涵比社会法的内容要丰富广泛得多。所以，当斜向法理论尚未被法学界普遍接受之前，将调整斜向法律关系的法命名为社会法是不妥的，为不引起误解和混乱，不如暂且将调整斜向法律关系的法就命名为“斜向法”为好。
有人曾对我的斜向法理论提出质疑：“现行法律主要分三大体系，即刑法、民法、行政法，它们分别适用刑事制裁、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三种不同的制裁手段进行制裁。那么，医事法作为并列于上述三大部门法的独立的法律门类，当用何种制裁手段呢？是否在上述三种法律制裁手段之外还存在有第四种制裁手段？”其实，医事法所适用的制裁手段早就有了并早已合法存在。这就是道德制裁、纪律惩戒等，只不过人们对它尚缺乏认识，因而不愿承认它也当属一种法律制裁手段罢了。
通常，人们根据法的强制力“强度”的不同，又将法分为“硬法”和“软法”。如习惯于将刑法、行政法及民法中那部分具有可惩罚性，有较强的强制手段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称之为“硬法”；而将不具可惩罚性或较难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那部分规范，如“教育法”、“卫生法”等称之为“软法”。其实，在原先人们所认为的道德规范中也有“硬道德”和“软道德”之分，如《律师惩戒条例》、《医师惩戒条例》就是一种硬道德。硬道德其实也是不可违反的，若有违反也同样要受到制裁。只不过这种制裁手段与主流法学中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刑事制裁、民事制裁及行政制裁均有不同，它受到的通常是社会团体、宗教团体或行业、行会（笔者将其统称为某种“社会共同体”）内部的“道德制裁”，“行业（行会）惩戒”或党派、宗教、行会内部的制裁。毫无疑问，当“斜向法”理论被确立时，原先人们所认为的“软法”和“硬道德”就多为斜向法的内容。
认识了斜向法的上述特征，那么，在救济方式上，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刑事、民事、行政救济，主要适用司法救济手段；而以某种“社会共同体”内部的救济，主要通过民间救济的方式，即“准司法”机构——仲裁机构和仲裁程序来达到救济之目的。
因斜向法是一个很大的门类，其调整范围也相当广泛，因此，其惩戒措施的种类也相当繁杂。不同的分支门类有不同的惩戒方式，如在党派内通常用警告、记过、除名、开除党籍等；在社团内部通常有"行规"惩戒，如《律师惩戒条例》《执业医师惩戒条例》等；有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包括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会）对违反教规和对异教徒的惩罚，甚至可适用死刑。在中国，对于族规、家法，从来都是被国家所认可的，只是在近代由于法的“二分法”理论构架的确立，以上这些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几乎与人类社会共同存在的“法”才被排除在法律之外。
在我国及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对于父母在教育孩子时用殴打（暴力）方式并未被法律禁止，一般只要未超过一定的“度”是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见中国对于家长殴打孩子的行为，是在道德的调整范围之内。这与美国的情形不同，由于美国过度适用法律，绝对禁止家长对孩子使用暴力，由此产生了一些明显的社会负效应。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如说是法律的误区。因为在私法的理念里，认为“打人都是违法的”，所以父母打孩子也被禁止。其实，美国法律的这一规则是十分荒谬的，据媒体报道：在纽约州有一来自中国的李先生，一气之下，在独生子的屁股上拍了一下。根据美国的法律，儿子拨打911，将老子送进了大牢。在牢里蹲了一夜的老子窝了一肚子火，忍不住又把儿子教训了一顿。这回儿子让他“二进宫”，在牢里蹲了一个月，还是妻子花钱将其保出来的。这回老子总算服了，连家也不敢回。一次他和朋友去超市，迎面碰到儿子，撒腿就跑。朋友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现在离超市有没有500英尺？”朋友说：“1000英尺都有了。”他喘着气说：“警察规定我不得进入离儿子500英尺以内的区域，否则得‘三进宫’。现在我有家不能回，和妻子像野鸳鸯，只能在外面打游击。”还有一位家长，从来不打骂孩子，可是15岁的女儿交了男朋友后常常夜不归宿。家长苦口婆心说烂了嘴，女儿觉得这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依然我行我素。家长只好把女儿送到当地儿童保护组织管教，结果那里的人却根据这个女孩编造的谎言，以虐待子女罪把家长给告了。这位家长不仅坐了牢，还丢了工作。后来女儿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并吸毒贩毒①。可以预见，斜向法的地位一旦确立，就是在美国，也会允许父母在行使监护权时，是可以用适度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孩子的。

七、结束语
1781年德国天文学家赫歇耳发现了太阳系的又一颗行星——天王星。至此，在人类的视野中太阳系的行星共有七颗，它们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但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人们发现天王星在运行过程中常常发生意外的加速和减速现象。这种被称为“摄动”的现象，在当时的七大行星体系当中是无法解释的，于是有人猜测：在天王星之外还存在着一颗未知的行星，正是这颗行星的引力作用，导致了天王星的摄动。由这一猜测出发，根据天王星的摄动规律，法国人勒维烈和英国人亚当斯分别独立地推算出了这颗未知行星的运行轨道，并由天文观测所证实。这颗新发现的行星就是海王星。今天，我们在法学领域也观测到了一种“摄动”现象，这种“摄动”，在现有的由“横向法”和“纵向法”所组成的法律体系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法律的“太阳系”中，除“横向法”和“纵向法”两颗“行星”之外，还存在着第三颗未知的“行星”。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医事法的时候，这颗法律体系中的“海王星”，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原载[德]国际医学会议获奖论文经典，欧洲自然科学院，2004年6月第1版第10-16页


①何玉军主编：《卫生法学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2月第1版，第41页。
②刘平、刘培友主编：《医学法学》，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1992年2月第1版，第3页。
③吴宗其、达庆东主编：《卫生法学》，法律出版社，北京1999年4月第1版，第17页。
④邵靖方、严启之主编：《卫生法学教程》，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上海1999年8月第1版，第32页。
① 娄银生、刘坤：《新〈条例〉凸现医患新难题——全国医患纠纷实务研讨会在宁达成共识》，《现代快报》2002年10月14日A3版。
② 见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0月10日《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
③ 见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其中第149条。
④ 最高人民法院：（1992）民他字第13号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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