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华振 ]——(2005-1-24) / 已阅25145次

　　——这一点，与今天的温州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中的位置有几分相似之处。　

　　徽商是个富有激情与创造力的商派。他们从小就外出经商、进军城市，在每一个有商机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徽州人的身影。徽商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宗族整合势力的优势，挤垮一个个商帮，占领一座座城市。其带给我们的是吃苦耐劳、敢于挑战的冒险精神，这一点在中国当时奉行中庸之道的社会显得十分耀眼。　

　　——这一点也与温州商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在全国各地从温州发廊之类的小生意做起十分相似。　

　　徽商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血缘和地缘结成商业团体，并借助这样的关系开展商业竞争、沟通商业信息、传授商业经验。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之因素。因为血缘关系，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而同一的地缘关系，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容易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逐渐形成了同一血缘、地缘的人从事同一种类的商业且在同一地经营的现象，形成了行业宗族化和地缘化的特点。有些行业在某一个地域完全被徽商垄断，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足。由于有了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认同感，他们认为商业的兴衰成败直接与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彼此之间非常乐于提供商业信息、传授商业经验，从而减少了经商的困难、增加了成功的把握。　

　　——这一点也与今天温州民间资本的经营风格很相近。　

　　徽商注重诚信，讲求商业道德，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时贪图小利或敲榨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这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因此，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以茶商为例，经营外销茶的徽州茶商为了确保商品的质量，从毛茶的收购、茶叶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包装，都十分下功夫。茶商在收购茶农的毛茶时十分看重质量，收购的毛茶要细嫩、紧结，碰到死茶、烂茶、断折、红蒂等现象较多的毛茶即拒绝收购。　

　　——这也与今天的温州商人何其类似。　

　　徽商当年的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温商。明代，徽州经商的人数已经达到“贾居十九”，经商的范围也是“持筹遍九州”。徽商除了人数多、活动范围广外，商业资本也十分雄厚，“无微不成商”成了当时商场上公认的现象。象“程十万”“祝半州”之类称呼的巨商，在明朝以前还是少数，而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大贾”则已经不足为奇了，拥有二三十万两银子的商人只能算是“小贾”。　

　　——这与今天有人提出“无温不成商”的温商盛况足以媲美。　

　　但不论当年曾何其辉煌，徽商后来还是衰落了。笔者之所以拿中国古代的徽商来与今天的温商做对比，也就是想提醒一下温商不要在疯狂的炒房热里迷失了方向，而应把徽商当成一面历史的明镜。当年徽商衰落的原因很多，如苛捐杂税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等等，但其中对今天的温商有启示的原因我们必须加以重视、认真研究：　

　　其一，由富裕而导致的食利阶层的出现，使徽商积累的资本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以至于后来丧失了核心竞争力。鸦片战争后的徽商不再象他们的先人那样积极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出现了“食利阶层”，由原来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变成了贪图享受、大兴土木、广建豪宅。大量的资本被用于买田置地、建房、娶妻、纳妾、续谱、立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商业资本的萎缩。例如，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花金百两、白银八十万两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间，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这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影响再生产的进一步扩大，造成商业资本匮乏，丧失核心竞争力，最终导致难以适应市场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　

　　——这与今天的温州炒房热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相似之处都是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形成专门的“食利阶层”，而且都是把房地产之类的不动产作为资本的主要投向。不同之处在于，徽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搞房产主要是自己居住，搞地产主要是雇佃户耕种，还不可能象今天的温商那样主要用于出租或二手转让。　

　　我们不怀疑当今的这一代温州商人能否保持当初创业时的可贵品质，我们担心之处在于：下一代在炒房中成长起来的温州人会不会真地沦为中国最大的一群专门“食利阶层”？如果这个预言不幸成真，那么，温商已经可以从徽商这面历史镜子中隐约看到自己的“500年后”甚至“50年后”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变局似乎可以还未盖棺就能定论了。　

　　其二，没有进行及时的产业调整和升级，坐失市场良机，惨遭市场淘汰。由于过多的资本用于买田盖房及个人奢侈，徽商失去了进行产业升级的时机，所以，当更新技术的外国商品加入竞争后，徽商就惨遭淘汰了。清光绪之前，由于茶叶只有中国出产，所以，处于天然垄断优势的徽商在茶叶出口上几乎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当然畅销。但是，自从光绪年间之后，印度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为了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这些国家的茶商采用了近代化的工厂生产，使用机器制茶，极大地提高了制茶工艺。而中国的徽州茶商仍旧停留在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水平上，落后的制茶工艺导致其茶叶质量不如"洋茶"。光绪二十三年，清两江总督刘坤一借鉴国外机械制茶的经验，明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旧，缺乏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他们以费多效微为名，激烈反对，此事只得作罢。这样，由徽商一手经营的中国茶叶出口由于工艺落后、质量不如"洋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出口量逐年递减。　

　　——对于任何人来说，资本总量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富甲天下的温州人也不可能拥有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财富。那么，在财富总量有限的前提下，高达1500亿的温州资本都充当了炒房的热钱游资，很显然，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温州对现有的轻工制造业进行调整和升级。长期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已经被当年徽商的教训充分证明了。　

　　对策展望：对炒房热进行适度干预　

　　然而，如果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就匆忙对温州民间资本做出结局式的结论，似乎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变局并不等于结局，变局有可能导致一个旧结局，也有可能通向又一个新开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弄潮的温州商人毕竟比中国古代徽商的眼光长远得多，至少他们懂得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自己的行为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场规律。因此，除非有十分极端的情况出现，否则，温州民间资本应该不会重蹈徽商的覆辙。　

　　从经济学上看，如果太多的资金都流向某一个行业，肯定是不正常的，房地产业也不例外。以炒房热为代表的后炒股时代的到来，给中国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也给中国经济发出了一个红色警报。［4］但在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由大股东任意操纵的情况下，要打消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不信任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与股市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血腥屠杀相比，房地产倒显得温和得多、可爱得多。虽然从长远看，炒房过度会导致“房地产悬河”，一旦这条“悬河”决堤，会淹没国民经济的“良田”，但在最近的几年内、在中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走上规范之前，中小投资者似乎很难再踊跃地回到股市上去。［5］　

　　再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国著名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我们批判的只是“不当的炒房”（也就是不顾一切的、盲目的、失去理性的炒房热），而正常的、符合经济法则的炒房不应当一概反对。因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温州民间资本相对来说的确已经十分雄厚，温州本地的轻工制造业再怎么需要扩大再生产，也需要不了这么多的资金。资本的天性就是要运动、增值，多余出来的闲钱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投到其它领域去逐利，适当地去成熟的一线城市炒炒房并无太大不妥。炒房能在一定程度上繁荣经济、刺激有效需求，促使人们把本来收得很紧的钱袋放开来。“股票不敢炒，这钱总不能闲在手里吧？总得为运动的资本找个适当的出路，炒房热的兴起，恰恰给中小投资者手中的死钱找到了一个活路。”我国学者型企业家、永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如是说。　

　　炒房还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成长，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原先不温不火的楼市霎时亢奋不已，房价涨声一片。“我们给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一位温州炒房者说，“我们用的都是自己通过原始积累而来的血汗钱，我们的钱都是来路清白的。进入房地产市场，我们也是顺应经济大势而为，我们的做法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的确，不可否认，温州炒房团炒高了当地的房价，炒高了当地的GDP，更将成熟的房地产运作理念带到内陆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州购房团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市场理念，它对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那样，10年之内温州炒房团如果只是在条件成熟的一线城市里炒，这是符合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可指责之处。　

　　关键是在那些根本不成熟的二三线城市，如果温州人投入了过多资金进去，是肯定要在当地低矮的市场消化能力之天花板上碰得头破血流的，而且也会搅乱当地本就处于襁褓中的房地产市场，无异于拔苗助长，利大于弊。［6］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对炒房不应进行过于严格的狙击，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虽然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但至少在目前股市不能令中小投资者放心的情况下，“后炒股时代”的出现也是市场规律这只无形之手的一种自发调节。炒房热只不过是“后炒股时代”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假如不出现炒房热，闲置在中小投资者手中的大量“闲钱”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宣泄出路。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那样，炒房热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炒房本身，而在于中国股市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圈钱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股市的表现令中小投资者感到心寒，使中国进入了“后炒股时代”。不从根源上（即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上）找原因、想对策，不扭转中国的“后炒股时代”，仅仅对炒房进行狙击，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做法。　

　　总之，不论如何，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炒房热都将会给温州民间资本、以至整个中国民间资本带来一次大变局，或正面或负面。作为一种市场化取向的行为，温州炒房热也会象其它一切市场一样出现“市场失灵”，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经济手段和柔性方法，引导它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力争使这场变局成为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成为一个旧的结局。若强行采取过于刚性的行政手段对炒房进行狙击，这种做法的本身就已经违悖了经济法的精神，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强行否定和取代。这就是现代经济法所要求的“适度干预”。［7］　



参考文献：　
　　［1］土地新政引发地价上涨 房价地价谁唱主角［N］.中华工商时报,200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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