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华振 ]——(2005-1-24) / 已阅25146次

　　第三，若投向高科技产业，则温州缺少足够的技术和人才。这条路好象也走不通。　

　　第四，若投向其它一些很具有吸引力的领域，在目前却恰恰又是民营资本限制进入的领域；即使现在国家的法律条文上已经允许民间资本“有限度地”进入这些领域，但也由于是刚刚放开，事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消除，离理想的自由状态仍差一大截。出于对自身投资安全的考虑，温州民间资本在目前的形势还没有彻底明朗之前，还不敢放胆把大笔的钱往这些领域投。所以，这条路也不能通罗马。　

　　——条条道路都似乎无法最快、最便捷地通往罗马。但资本的天性就是“运动、运动、再运动，增值、增值、快增值”，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闲置的温州民间资本左冲右突地找出路，猛然间发现：投向房地产最安全、最快捷、最可行。因为炒房最适合温州人这样的民间投资者，它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方式，做好了，利润可能远比其它领域高；即使做不好，至少还有几套房子在自己手中，不会象股票那样变成一堆废纸，况且转手脱身也容易得多。　

　　而且，炒房不受重工业基础、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人才供应等因素的限制，大钱小钱都能做，大的投资者可以买下整栋楼，小的投资者也有能力买两三套，十分灵活，船大船小都方便调头。　

　　于是，在遭遇了战略转移的瓶颈后，温州民间资本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地、另一方面又是“心甘情愿”地涌向了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温州炒房团席卷全国之热潮。　

　　实证分析：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初现端倪　

　　温州人炒作房地产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人几乎挨家挨户盖起了新楼房，当时盖新楼房主要是满足自己居住。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温州人已不满足一家一幢楼房的居住水平，又开始疯狂地建新房或购买商品房，当时一些有钱人家一户至少拥有3-4套房子。这样超常的购买力导致当地房价几年来一路攀升，至今房价仍居高不下。目前温州一般地段的房地产每平方米均价大约在6000-7000元左右，这样的房价对一个地级城市来说算是天价了。温州人炒房也促成了当地房地产公司的发展，现在温州有4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地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国内是罕见的。　

　　然而，房地产作为一种带有“天然垄断性”的稀缺资源，必须不断向外扩张，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资本之追逐，于是，当温州本地的房地产被炒完之后，财大气粗的温州民间资本把触角伸向了外地。上海作为中国最大最繁华、也是离温州最近的超级大都市，当仁不让地成了温州炒房团向外省市扩张的第一站。2001年8月18日，一个由157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开进上海，3天就买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万元砸向了上海楼市。这批人后来被认为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批专门真正意义上的炒家。根据温州驻上海的商会统计，现在大约有2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金注入了上海的楼市。上海房价近几年一路飙升，给温州炒房者带来了超过20%的投资回报率。［1］　

　　到了2002年，温州炒房团的队伍进一步养大，并开始迅速走向全国各地的其它省会级城市。比如，当年9月，40个浙江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　

　　2003年，温州炒房热不再仅仅局限于省会级城市，还传染到了二级、三级城市。当年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 10月，40多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青岛的半岛都市报以头版头条对此进行报道，标题就是“温州人花千万元买走青岛一条街”。12月，上海最大的烂尾楼宝通大厦被温州民营企业飞洲集团正式炒走，金额为7亿元。［2］　

　　进入2004年以来，温州炒房热进一步升温，已经成了比“禽流感”还流行的“钱流感”，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形象地指出：“温州现在已经不能再叫‘温’州了，在越来越热的炒房热浪的推动下，它已经成了中国目前最烫手的资本‘热’州了”。比如，今年元旦，仅仅通过一次温州房地产交易会，炒房的成交金额就高达14.6个亿。3月，在成都春季住博会上，来自温州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房地产“游资”对博览会进行了一次扫荡，导致蓉城住宅价格又往上狠狠地升了一截，以至于当地的多名专家针对这种情况，特别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了“要为防范和阻击楼市风险做好准备”的提案。　

　　目前，温州专业的（注意：是专业的）炒房队伍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5000多人。而通常1个专业的炒房者能带动周围的20—40个普通炒房者，按1人带30人来计算，也高达15万人！15万人的温州炒房大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据测算，温州有高达1500亿的资金在全国各地炒房！　

　　炒房已经成为目前温州的第一产业。温州民间资本开始了乾坤大挪移。　

　　现状冷思：变局中的危险变量　

　　在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区域经济版图中，温州是发展最稳健的一个。如果把各地民间经济的相互竞争比作一个大的演武场，温商、粤商、沪商、鲁商、汉商等等就是华山论剑的各大门派，它们在中国经济的“光明顶”上各自施展绝招，一争高下。温州人现在的疯狂炒房热就象金毛狮王谢逊练的一种奇怪武功“七伤拳”，它既能在短期内提高自己的功力，一拳击中敌人会令其“七脏俱伤”，但同时也会伤害自身，严重时会导致自己也“七脏俱伤”，故名“七伤拳”。　

　　拿出1500多亿的钱来在全国各地疯狂炒房，这既能在短期内为温州商人带来大笔利润，也会伤害其自身的元气，就象七伤拳一样。　

　　其一，缺乏经济学上的前提条件，可能陷入消化不良的困境。温州人在外地炒房几乎全部是为了投资，很少用于自己居住。也就是说，他们买房子只是手段，而获利却是终极目标。众所周知，投资型的房地产的获利途径只有两条：一是租出去，收取租金，通过比较丰厚的租金在若干年里把投资逐步收回来，然后再实现盈利。二是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再卖出去，在低进高出之间赚取差价，这个差价就是利润。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两个途径要想顺利运作，首先要满足一个经济学上的假设，即：必须有足够繁荣的房屋出租市场和二手房转让市场，才能承担得起温州人的这种炒房运作模式。［3］　

　　但不幸的是，由于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无法自由运输的典型不动产，这一点决定了它只能在当地消化，也就是租给当地人或转卖给当地人。中国社科院朱广新博士说，如果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转卖价格的接受程度不高，则就意味着温州人炒下的这些房地产将不能预期变现成高额回报，将会出现消化不良，只能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一点，在二线城市（地市级城市）和三线城市（县级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据悉，已经有不少在二三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兵败而归，主要原因就是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二手房的转卖价格接受能力有限。　

　　相比之下，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一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要幸运得多，在这些城市炒房虽然买入价远比二三线城市高，但由于当地人的经济能力本身就很强，可以比较顺利地消化掉温州人炒下来的那些房子。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线城市将继续成为温州炒房团的理想之地，而去二三线城市炒房淘金似乎还显得过于超前，除非有胆量和实力做好10年之内不见明显回报的打算。　

　　其二，温州本地将会因为巨额资本都投进了外地炒房之中而失去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与其它地区相比，温州商人的勤恳是最令人敬佩的，早在80年代，其它地区的人们还在固守“穷死不经商、饿死不离乡”的小农习气时，勤劳且有眼光的温州人就不畏艰辛地到全国各地做生意，哪怕是小生意，温州人也做得有声有色，最典型的当数席卷全国的温州发廊热——连开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都做成了中国改革之后最成功的、最早的一个名牌效应，温州人经商的天赋由此可见一斑。　

　　告别了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之后，温州人又专心于做轻工制造业，也做得十分成功。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温州人的经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炒房热形成之前的阶段，是温州人通过一点一点的辛勤劳动而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二是炒房热形成之后的阶段，富裕之后的温州人大部分以炒房作为盈利的主要来源。而众所周知，靠炒房地产吃饭是典型的食利阶层的生财方式之一。　

　　因此，正如清华大学的曹治国博士所说，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勤劳的温州人将会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正在崛起的温州轻工制造业将丧失中国入世之后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在未来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演武场上，温州资本将会丧失其原来的核心竞争力，有可能从目前它作为中国民间资本的江湖盟主地位上衰落下来。　

　　历史镜像：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的历史轨迹考　

　　我们看到今天的温商之繁荣，不能不想起中国古代的徽商。温商必须认真分析徽商的兴衰成败之轨迹，以防步其后尘。徽商，即徽州商人，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为论述方便，下面把徽商拥有的资源也作为近现代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本”来进行分析。）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当时东南经济要区的中心、南北交往的要道。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从“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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