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礼仁 ]——(2018-7-9) / 已阅8124次

坚持不懈：从未停止对公正的守护——看基层法官如何理解传说中的“二十四条”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作者：本社记者 刘瑜
　　提起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王礼仁法官，在婚姻家事这个圈子里，可以算是“网红”级别了。他专门从事家事审判，担任家事合议庭审判长十余年，出版和发表了《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专著和论文若干。
　　
　　长期的家事审判，让他感触最多的不是经验，而是责任和压力：“当立法缺位、理论歧义、利益冲撞都聚集在一个具体婚姻案件时，经验已无用武之地，智慧才是托起法官天平上的真正砝码。”他认为，如何填补法律，取舍歧义，平衡利益，减少因其判决招致非议，或者使判决立于不败之非议中，无不考验着法官的智慧。因而，法官不仅要有经验，更要有断案智慧。
　　
　　曾经从“委婉说不”到“大声喊废”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纠纷解释》）之前，王礼仁法官对“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批评，有一个演变过程，由“委婉说不”到“犀利痛批”，由“曲线救法”到“大声喊废”。
　　
　　据王礼仁介绍，近几年，虚假和违法夫妻债务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2016年更是井喷式爆发。仅《成都商报》和《武汉晚报》在2016年年底一个多月时间，报道此类案件达十余起。而且其负债数额和情节达到惊人程度。如“女子离婚6年”突然被负债“340万”；“前妻豪赌欠债800万元男子月薪5000元被判还债”；“女子离婚3个月负债1200万”；“结婚两月负债500万”以及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的前妻赌博举债600余万元跑路后，该教授遭到债权人讨债骚扰，被迫辞去包括副院长在内的行政职务，然后搬家躲藏，但却没有躲掉夫妻债务，法院还是根据二十四条判决前妻举债为共同债务
　　
　　通过多年一线的实践，王礼仁法官发现，除了自己接触的案件以外，全国各地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产生的“三多现象”（即申诉上访的多、检察院抗诉的多、再审改判的多）和“三大伤害”（即伤害当事人、伤害法院的公信力、伤害法律的权威）日益突出，夫妻债务成为社会性问题，各地受害者尤其是女性受害者叫苦不迭。
　　
　　为此，他曾向全国人大等部门书面反映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登记婚姻效力行政诉讼等诸多法律问题。但由于受法学理论主流观点的影响，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错误一直无法得到纠正。
　　
　　但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在司法中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为了唤醒理论界的认识，王礼仁开始用犀利的语言批评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并直呼废止。王礼仁撰写多篇文章指出，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存在“三大错误”：以“婚姻关系”作为债务推定的基础错误；无条件保护债权人的立法目的和范围错误；“二十四条”的逻辑结构和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等诸多问题，呼吁重建规则。
　　
　　十余年前，王礼仁法官还以《判出一条路来——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障碍》一文，将判决理由和判决在网上发布。
　　
　　看到这篇文章，一位受害的网友给王礼仁致信说：“在法院等候的时候，我被告知自己的连带债务，光利息已经336万，超过本金280万，工资被查封分文收入没有不说，每天利息净赔500元——生无可恋之余，我想起整理的准备提交法院的材料里有您的案例文章，当时瞬间泪崩。那篇文章，强烈建议您能改一下标题，可否加一个字：不应该是‘判出一条路来’，而是真的‘判出一条生路来’——说是生死关，并不为过。”
　　
　　逾越“二十四条”的障碍
　　
　　
　　十余年来，在理论领域，王礼仁是这样呼吁的；在审理案例的实践过程中，也是这样做的：不遗余力，去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障碍。
　　
　　2010年，王礼仁审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刘某与闫某、苏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苏某不服宜昌市某区法院的民事判决，向王礼仁所在的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原审查明，闫某、苏某于1992年登记结婚。2007年11月1日，闫某向刘某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刘某现金贰拾叁万元整。如有需要提前壹月通知还款。”闫某、苏某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未进行约定。2008年3月，闫某与苏某登记离婚。
　　
　　一张借条，牵出对一个法条理解和适用的博弈。
　　
　　原审法院在审理中，苏某主张：1.闫某未出庭，对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2.即使借款属实，但闫某未将该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原审法院认为，苏某虽对刘某持有的借条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且闫某的父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闫某向刘某借款23万元属实，故可认定闫某向刘某借款23万元，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
　　
　　判决书道：“因闫某与苏某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未有约定，闫某亦未与刘某约定该债务为闫某个人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刘某对闫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仍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夫妻双方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闫某、苏某连带偿还原告刘某借款23万元。”
　　
　　对于这样的结果，苏某提起上诉。一份出自以王礼仁为审判长之手的近3000字的终审判决书出炉。有理有据，情理结合，一字一句书写出了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障碍的道理。
　　
　　上诉法院认为，借据尚存在诸多疑点难以排除，同时，即使借据情况属实，也应当由公司或股东负责偿还，将其作为夫妻债务处理不仅没有充足的事实根据，也缺乏法律根据。因而，原审判决对本案的处理是错误的。
　　
　　终审判决书称：“1.原审判决扩大了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适用范围。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是对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所作的解释，其解释的根据是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有其特定的构成要件，即只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除非有共同合意，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而，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前提条件是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如果脱离婚姻法四十一条规定，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不仅没有解释的根据和基础，而且直接按照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推定判决，一方虚假债务、因赌博等违法债务，都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原审判决忽视了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前提条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原审判决违反了家事代理原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因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之间具有家事代理权’。根据上述解释，夫妻一方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的家事具有代理权，而‘因日常生活需要’就是为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就其债务而言，当然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否则，就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也说明夫妻共同债务只能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原审判决显然违背了家事代理原理。”
　　
　　
　　
　　除了以上内容，判决书还道出了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上的错误，以及原审判决直接推定借款事实的做法是错误的。
　　
　　上诉法院认为，虽然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由举债人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积极事实举证证明，而不应由非举债方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消极事实举证证明。举债人不能举证时，应由第三人（债权人）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也就是说，对于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或者不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他人（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当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只有债权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否则，另一方可以对抗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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