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冠华 ]——(2017-6-9) / 已阅11524次

（二）争点与难点二：特定身份的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

就继承问题而言，《继承法》是一般法，2005年《公司法》是特别法；在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上，2005年《公司法》是一般法，而《继承法》、《公司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是特别法。关于特定身份的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应适用“特别法优先一般法”的法律规则。
《公务员法》第53条第（十四）项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此处的法律，应当是指法律法规中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即是对行为本身加以禁止的强制性规范。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中兼任职务的规定，则与效力性禁止性规范相对，属于管理性的禁止性规范。由于《公司法》对于股东的积极资格未作规定，且继承为事实行为而非民事法律行为，公务员即便是违反了《公务员法》的相关规范，也不会影响到继承行为之效力。然而，如果公务员依照2005年《公司法》第75条获授股东资格，则必然会使其直接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范，从而导致管理机关追究其行政责任，故在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需要将《继承法》、2005年《公司法》以及《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衔接起来。因此，为避免法律适用上的困境，在适用前述“特别法优先一般法”的法律规则时，宜按照特别法规则先行作出法律选择，然后再针对特定事项优先适用某项特别规定。故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应先根据《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否决公务员作为股东资格继承人的资格，然后再根据2005年《公司法》和《继承法》的规定肯定其可以依法继承与被继承人即原自然人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
2010年6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军发[2010]21号，以下简称《内务条令》）第127条规定，军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本职以外的其他职业和传销、有偿中介活动，不得参与以营利为目的的文艺演出、商业广告、企业形象代言和教学活动，不得利用工作时间和办公设备从事证券交易、购买彩票，不得擅自提供军人肖像用于制作商品。虽然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2009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9]5号）第4条等相关规定，否定行为或者合同效力认定应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对于现役军人经商或者担任企业的股东职务不能以违反《内务条令》而事后确认其行为或有关合同无效，但基于与公务员从事营利性活动、在企业中兼任职务问题的法律规制相类似的立法宗旨、责任追究制度以及法律适用规则，对于现役军人，同样不能继承股东资格。
综上所述，对于公务员、现役军人等特定身份的继承人，笔者认为，可依《继承法》继承与原自然人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但不得依2005年《公司法》第75条规定继承股东资格。

(三)争点与难点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

如前述，2005年《公司法》对于股东必须具备何种条件、即股东的积极资格未作规定，《继承法》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继承人的资格亦未有任何限定或禁止，鉴于继承系事实行为之性质，只要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发生，就会产生继承问题，而与继承人的行为能力无关，故依2005年《公司法》第75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要是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在公司章程没有排除性规定的情形下，就当然地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当然，股东共益权的行使是以股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但是，权利的享有与权利的行使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问题，继承人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享有股东资格并不为法律所剥夺，其股东共益权的行使也依法完全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继承股东资格、成为公司的股东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3]。

(四)争点与难点四：多个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继承的股权分割和共有规则以及最高股东人数超限问题的处理

关于多个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的继承的问题，是按多个继承人对股东资格的分别取得来处理，还是按多个继承人对一个股东资格的共有来处理，2005年《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以为，在《继承法》层面上，多个继承人对于遗产的继承，是基于份额这一概念和范畴的；2005年《公司法》第75条关于股东资格的继承的具体规则，亦可参照采适。故在多个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的继承时，宜按多个继承人对股东资格的分别取得来处理，公司应按照继承人的继承份额析分各人的持股份额，并将他们分别登记为股东，而不宜按多个继承人共有一个股东资格来处理。这是因为，承认多个继承人共有一个股东资格，不仅会给股东名册的记载和工商登记带来难题，而且会给共有股东在股东共益权行使方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公司内部责任承担以及对外责任上更需创设不同于2005年《公司法》关于责任承担一般规定的特别规则予以调整，而这种创设不仅有违于立法旨趣，而且人为地制造出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徒增交易成本，亦不利于维护公司的稳定性，实不足取。
有学者认为，《婚姻法》第17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遗嘱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以外的因继承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依据该条规定，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也存在夫妻共有之问题。对此，笔者不予苟同。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股东资格的继承由《公司法》调整，而夫妻财产共有关系由《婚姻法》调整，除调整规范存在区别外，其调整对象和权利内容及范围也迥然不同，故《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继承的适用规则并不当然及于《婚姻法》第17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在法律没有明确或授权的情况下，也不得对股东资格继承权的享有人范围作扩大解释。因此，尽管离婚时夫或妻均可就股权中的财产权主张共有而分割，但在继承股东资格时，股东资格继承权仅仅为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包括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所享有，股东资格不得为夫妻所共有。
关于最高股东人数超过50人与2005年《公司法》第24条规定相冲突的问题，笔者以为，第24条条文规定于2005年《公司法》的“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之“第一节 设立”中，其对最高股东人数的限制仅仅是公司设立的条件，而并非公司存续的条件。退一步言，即便将该等限制视为公司存续的条件，其法律后果也并不能否认股东资格继承的效力。因为股东资格继承的效力，应当从继承行为本身进行审查，只要继承人不具有《继承法》第7条等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法定情形，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就不得认定该继承行为无效。故法律对于继承行为本身的规制和法律对于继承行为结果的规制是不同的，这不仅仅体现在调整的具体法律法规上，而且体现在规制对象以及随之带来的法律后果上。因此，由于多个继承人的加入而使公司最高股东人数超过50人，或者在股东人数已达50人的极端情形下，由于继承人的加入使得公司股东突破2005年《公司法》第24条股东人数之限制，如果以此来否定股东资格继承的效力，就不仅仅存在法律调整方法不当的问题，而且无疑会不法侵害合法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权，同时也是对正常商事行为的阻碍和破坏。更何况2005年《公司法》第180条并未规定因股东资格的继承导致股东人数超过50人作为公司解散的事由，也未明确禁止超过50人的公司的有效存续。
另外，由于超过50人的公司尚存在通过股权转让、变更公司类型等方式使最高股东人数再次合规的可能性，允许超过50人的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存续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低于剥夺合法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权带来的危害以及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因此，原则上，因股东资格的继承确认后的股东人数应当满足2005年《公司法》第24条的规定，但如因股东资格的继承事实使得多个继承人加入而导致公司最高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也不应以此否定多个继承人股东资格的继承效力。进一步地言，2005年《公司法》并不禁止形式上符合法定最高股东人数，但实质上却超过50人的公司的存在，如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既然在实质上法律和司法实践均允许该等公司的合法存在，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超限形式更非否定的理由。
综上所述，在共同继承情形下，多个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的继承，应视为对股东资格的分别取得；若因继承人股东的加入使得公司最高股东人数与2005年《公司法》第24条存在冲突时，不应因此而否定股东资格继承之效力。从发展趋势来看，现代公司法对于公司的最高股东人数的限制也逐渐持放松和不再坚持之态度，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9月28日公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2012]第85号）也突破了2005年《公司法》关于股东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上限的限制，规定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东人数可以超过200人。因此，对于因股东资格继承而导致最高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有限责任公司，也不应否定其合法的主体资格而应当允许其有效存续。

（五）争点与难点五：股东资格继承的放弃规则

根据《继承法》第25条第1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依该款规定，民法上一般遗产继承之放弃规则为：法定继承人必须作出放弃的表示，不作表示的，乃不为放弃而视为接受继承。对于股东资格继承的放弃，在合法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而为放弃固无异议；但是，当合法继承人拒绝或怠于表示放弃的，是依民法上一般遗产继承之放弃规则视为该继承人接受股东资格的继承，还是相反或者其他？关于这一问题，2005年《公司法》和《继承法》均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合法继承人没有表示的，应采与民法上一般遗产继承之放弃相逆之路径规则处理。关于这一观点的分析，详见下文“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相关内容[4]。

四、股东资格的遗嘱继承问题

所谓遗嘱继承，又称指定继承，是指按照被继承人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要求，确定其继承人及各继承人应继承遗产的份额的继承方式。《继承法》“第3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确立了民法上遗产的遗嘱继承规则，其中第16条第2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依该条文义，可推断出如下结论：法定继承人不一定是遗嘱继承人，但遗嘱继承人必然是法定继承人。2005年《公司法》第75条文义所指的“合法继承人”虽未明谓但显需依照《继承法》予以认定。依前述分析，遗嘱继承人属于合法继承人之范围。因此，遗嘱继承除要符合《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外，在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上，其与法定继承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当然应予适用2005年《公司法》第75条的规定。
对于股东资格遗嘱继承的排除依据、特定身份的遗嘱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股东资格遗嘱继承问题、多个遗嘱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继承的股权分割或共有规则以及最高股东人数超限问题的处理等四个重要的争点与难点，与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亦无二异，规则可等同适用。对于股东资格遗嘱继承的放弃问题，与法定继承的适用规则则有所不同，该等放弃依《继承法》第27条第（一）项确立的继承放弃规则即“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宜首先按照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规则办理，而不宜直接由公司依股权转让或者股份回购规则办理。因为直接按照转让或回购规则办理，将直接导致剥夺其他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而且，对于遗嘱继承的放弃，从法律调整规范角度看也应由《继承法》先行调整而不应由《公司法》直接予以规范。
进一步地，我们来讨论一个重要问题，即继承股东资格的遗嘱内容与公司章程的排除性规定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处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历来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是认定该遗嘱无效，二是仅仅认定股权中的非财产权部分的继承无效而不否定股权中的财产权部分的继承效力。
持遗嘱无效观点之人其主要理由大体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从遗嘱本身的效力出发，认为[5]：①从财产法律关系主体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还是公司经营过程中新增的公司财产均应归属于公司，而非归属于作为公司股东的个人；②从财产法律关系客体的角度而言，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是彼此独立的，不能混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认为公司股东有权处分公司财产；③从财产法律关系内容的角度而言，公司财产不同于股东个人财产，股东享有公司股权并不意味着可以依股东身份对公司财产进行分割或处分；④根据《继承法》第3条的规定，股东设立遗嘱处分的公司财产不属于遗产，不能对其进行遗嘱继承；⑤根据《贯彻执行继承法意见》第38条以及《公司法》第75条的规定，股东利用设立的遗嘱处分公司财产的行为应当无效；⑥公司的存在不单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同时关系到债权人、员工等相关者的利益，承载着企业社会责任，因而，股东不能利用设立的遗嘱处分公司财产，进而导致公司正常经营和存续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是从遗嘱内容与公司章程的排外性规定冲突的角度出发，认为：①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继承作出的排外性规定，对公司和股东均有法律效力，应得到公司和股东的遵守；②由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由《公司法》调整而不由《继承法》规范，当股东作出的遗嘱继承内容由于违反了公司章程的排外性规定导致股东资格继承规则适用不能时，不能针对该等法律调整事项根据需要人为地在《公司法》和《继承法》两个法律间选择性适用，应直接认定为无效。
上述理由和观点虽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深究起来是站不住脚的。笔者以为，当继承股东资格的遗嘱内容与公司章程的排除性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仅仅认定股权中的非财产权部分的继承无效而应不否定股权中的财产权部分的继承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司法实务界对于股权的继承对象或者继承客体范围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财产权益继承到股东资格继承的过程，股东资格继承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具有法定性。
第二，基于上述立法意图，股东资格的遗嘱继承问题除了符合《公司法》上的规定外，并不排除《继承法》对该等问题的同时适用。在股东资格的遗嘱继承的调整规范问题上，《公司法》和《继承法》并非是择一而适，而为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
第三，继承是事实行为，而非民事法律行为。股东资格的遗嘱继承及其继承份额在多个遗嘱继承人之间的析分并非对公司财产的分割或擅为处分，更非为实现股东的利益；继承的结果也并不必然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有效存续。
第四，股东资格继承的继受行为既包括股权中非财产权益的继受行为又包括股权中财产权益的继受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60条“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即便按照2005年《公司法》第75条规定由于股东的遗嘱内容与公司章程的排除性规定发生冲突导致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的继受行为无效，也并不影响股权中财产权益的继受行为的效力，股权中财产权益的继受行为仍然有效。
第五，股权与公司财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股权继承与公司财产处分或者分割亦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问题。股权继承是股东资格的继承；股东资格的继承客体包括股权中的财产权的当然所有权以及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的获授资格；股权继承中的所谓股权中的财产权与其对应的公司财产虽可能属于同一对象，但在性质上并不等同，在所有权人和权能范围上亦为各异。
第六，当继承股东资格的遗嘱内容与公司章程的排除性规定发生了冲突时，虽依2005年《公司法》第75条规定不会产生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的继承问题，但依《继承法》的规定认定被继承人指定的继承人已通过遗嘱的形式获得了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权是符合立法精神的，具有合理性，不仅不违背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完全契合被继承人的意愿。
因此，无论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能否继承，笔者以为，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疑是股东资格的遗嘱继承裁判的关键中之关键；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司法也不宜强行介入并进而否定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效力[6]。

五、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问题

如前述，由于在自然人股东死亡时，继承人继承的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的当然所有权以及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的获授资格。继承人要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尚需经历一个确认程序。无论是通过内部确认还是通过司法确认，在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至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一种无人行权的真空状态中，笔者称之为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
对于“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如前述，应理解为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笔者以为应区分内部确认或者司法确认的不同情形，作不同的节点确定：
从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来看，2005年《公司法》规定的确认程序大体有五：一是发起人按照投资协议书认缴出资并履行出资义务；二是将发起人记载于共同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并签署；三是记载于股东名册并依该名册行使股东权利；四是在工商管理机关予以设立登记；五是公司设立后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由于司法实践中，股东身份的确定，需以当事人能否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认定。在前述主要确认程序中，可分析得出，过程形成的证据有两类，一是能够证明当事人认缴出资、已实际出资或者实际行使股权的实质证据；二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和出资证明书等形式证据。就各类证据与股东资格之间的联系而言，认缴出资或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必然联系；行使股权与股东资格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为具备股东身份之后的行为，是资格确认后的权利处分事项；公司章程的记载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充分条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但不具备设权之效；出资证明书的签发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关系，但非必要条件；股东名册是建立公司与股东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依2005年《公司法》第32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从上述证据与股东资格的联系来看，结合商事活动的特点，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股东资格的确定标准，于公司内部应探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于公司外部则应着眼于权利外观而考虑商事登记的公示作用。
对于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由于获授资格法定，对于实质证据的审查是为继承资格的认定，而非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中的认缴出资或者已实际出资。在当事人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为原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或者在共同继承情形下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的最终继承人的前提下，对于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就应比照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的确定标准予以认定。同时，参照适用《物权法》第28条关于“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的认定，在内部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继承人作为股东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之日”；在司法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人民法院责令公司向继承人签发出资证明书、将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裁判生效之日”。
有学者认为，股权继承过程中不存在股权虚置问题，继承人获授股东资格后即可享受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公司为股东履行确认手续是其法定义务，不能以确认程序是否完成而限制继承人作为股东的身份从事相应的公司行为。对此，笔者不予苟同。理由有四：
首先，股东资格与股东的概念不能等同。根据《北京高院指导意见（试行）》第11条规定，股东资格是指继承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按照通常理解，股东是指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出资或在公司成立后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显然，获授股东资格只是意味着产生了股权变动的原因，具备了成为股东的条件，使股东发生变更有了依据，但是，股权的变动和股东的变更却需要特定的行为和程序；而取得股东身份和地位，则是实现股东资格继承的结果，意味着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已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被接纳为其团体成员，从而进入了该团体内部，并可依其身份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质言之，股东资格与股东是存在差异的区别性概念。
其次，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确认问题是《继承法》的调整范围，待继承主体确认之后，才能涉及《公司法》有关股东资格的继承的适用问题。由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没有识别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义务，一般情形下也无识别之能力，当存在多个合法继承人时，如果多个合法继承人之间有合意，尚可容忍按其合意允许多个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但如果多个继承人存在继承争议时，在允许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方面，就显然没有办法操作。而且，在合法继承人范围、股东资格的主体等争议未解决或确定之前，允许部分或全部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无疑是将《继承法》的调整方式强加于《公司法》之上，并强行苛以公司的其他股东对该等继承人有审查识别和消极容忍的义务，不仅有违于法律适用的方法，而且僭越了股东的法律边界、导致了股东权利的滥用，也不利于维持公司的稳定性以及保障交易的安全。退一步言，即便不承认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确认时至股东确认程序完成时存在股权虚置的问题，但是，在共同继承的情形下，从继承开始时至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时，由于围绕着财产分割的债务分配、税负承担等一系列问题，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事项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股权虚置的状态同样持续存在。
再次，2005年《公司法》第75条规定的“继承股东资格”，解决的是继承人关于股东资格的获授问题，并非解决股东权利真空的问题，按照2005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前述，无论是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抑或是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其股东资格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手续或程序加以确认：除公司内部形成一致意思、履行相关实体义务和法定程序外，还需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除公司内部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签发出资证明书外，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32条第3款、第7条第3款、第31条等规定，亦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当具备股东资格合法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向公司申请股东资格确认不能时，该继承人还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第24条等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要求公司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等而取得股东的身份和地位。
最后，2005年《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第32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第3款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上述规定，依法条文义，可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股东权利的行使是以股东身份的取得为前提条件，因此，具备股东资格的继承人，在股东资格继承尚未实现、取得股东身份前，允许其从公司外部直接进入公司内部，作为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主体显然是不适格的。
综合上述分析，在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形下，股权虚置期间一般包括两个期间：一是继承开始时至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主体确认期间”；二是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至公司内部确认或司法确认继承人为公司股东完成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显名确认期间”。对于“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理解，应以公司收到共同继承人通过内部合意最终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继承人的当事人提交的股东资格确认申请书之日（内部协商情形），或者公司收到继承人提交的人民法院确认股东资格的生效判决书之日（继承纠纷情形）予以认定。这是因为公司不是合法继承股东资格的裁判机关，不具备审查识别继承资格之能力和法定义务，而继承人负有及时通知公司并使公司知情的法定义务。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由于因继承事项而获授股东资格的节点起始于自然人股东死亡时，故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认后，其继承股东资格的效力当然溯及于“主体确认期间”，自始有效。强调这一效力的溯及力十分重要，因为它关涉到继承人在公司、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对原自然人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在股权虚置期间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寻求救济时的原告诉讼地位的确立以及求偿权实现等诸多问题。

总共3页　　[1] 2 [3]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