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冠华 ]——(2017-6-9) / 已阅11539次

股东资格继承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王冠华


【摘要】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其他法律同）第75条[1]规定突破了《继承法》的限制，在继承客体范围方面进行了有效扩充，不再仅限于财产权利。本文试图从股东资格的界定入手，对股东资格继承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财产权利；股权继承；股东资格继承；法律问题；探析

遗产是我国现行《继承法》上继承权的客体，根据该法第3条规定，所谓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说，在《继承法》法律层面上，继承客体一般只限于财产权利，而不包括传统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
对于自然人死亡后的股权继承问题，我国《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9月11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执行继承法意见》）均未明文规定。在2005年《公司法》颁布实施前，对于股权能否成为继承客体，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多无争议，但在范围上一般限定于股权中的财产权益。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2月24日《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4]50号，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指导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是与该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8日《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三）》（沪高法民二[2004]2号，以下简称《上海高院处理意见三》）第3条规定，“继承人、财产析得人或受赠人因继承、析产或者赠与可以获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财产权益，但不当然获得股东身份权，除非其他股东同意其获得股东身份。”
对于股权的性质，无论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公司法》，均未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我国学界也多有争论，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主张“物权（所有权）说”，也有主张“债权说”、“社员权说”的，梁彗星教授持“综合权利说”，江平教授持“独立说”，认为是与所有权、债权并列的一种权利。但争论归争论，学界取得的一致共识是：股权的内容是综合性的，既包括财产权，如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亦包括身份权等非财产权，如表决权、诉讼权等。
2005年《公司法》第75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文明确规定了所谓的股权继承，是指股东资格的继承，而非仅仅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换言之，对于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是民事《继承法》上的应有之义；只有集财产权和非财产权于一体的股东资格的继承才构成《公司法》上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2005年《公司法》第75条之规定突破了《继承法》的限制，在继承客体范围方面进行了有效扩充。
关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是否意味着：第一，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依《继承法》继受取得股权中的财产权利后，依《公司法》继承“股东资格”，法律就必然赋予该等继承人取得与此相对应的非财产权利？第二，如果该观点能够成立的话，继承人又怎样才能够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对此，2005年《公司法》没有给出答案。本文试图从股东资格的界定入手，对股东资格继承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探讨。

一、股东资格的界定

关于“股东资格”的概念，教科书鲜有涉及，学者讨论似乎也不多。《北京高院指导意见（试行）》第11条给出了一个概念，认为“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解读这一概念，结合《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股东资格的取得意味着继承人必然取得与此相对应的财产权利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取得与此相对应的非财产权利。对于非财产权利的最终取得还取决于如下两个条件：第一，当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的，依特别规定取得或者失去非财产权利；第二，当公司章程未作特别规定的，尚须经过一个确认程序，继承人方能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

二、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问题

对于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2005年《公司法》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继承法》第2条规定，对于股权的财产权益，依继承的一般原理，其“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但对于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其在程序确认之前获授“股东资格”的发生时间应如何确定节点，在2005年《公司法》中亦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笔者不赞同王利明教授“物权（所有权）说”之股权性质观点，但笔者以为对于继承人获授“股东资格”的发生时间的节点确定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29条关于“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的规定。鉴此，继承人对于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资格的取得，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也就是说，继承人“股东资格”之取得时间亦应确定为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死亡时。但需指出的是，对于股权中财产性权利和股权中非财产性权利，继承人取得的权能内容是不同的。对于前者，继承人取得的是所有权，对于后者，只是取得了一种获授资格，并不意味着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就必然取得了《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
对于股权的非财产权利的确认，2005年《公司法》虽无明文规定，但依其相关规定和一般原理，2005年《公司法》第75条属于不排除即自动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在公司章程未作例外规定时，公司的其他股东就负有接受该等继承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须将该等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月27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第24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继承是继受的“其他形式”之一，当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时，显然2005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赋予了继承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对于继承人“股东资格”的确认，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内部确认，即经继承人申请（如存在继承争议或多人继承等情形，详见后文）、公司及其公司其他股东在公司章程未有例外规定的情形下依2005年《公司法》相关规定将该等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进行工商登记；二是司法确认，即当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时，由相应继承人依2005年《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予以解决[2]。

三、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问题

民法上的法定继承，《继承法》设有专章即第2章予以规定，是指在被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的处理立有遗嘱的情况下，由法律直接规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遗产分配的原则的一种继承形式。就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而言，其合法继承人范围无疑应包括《继承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继承的顺序上原则上也应依《继承法》第10条第2款“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之规定继承。在股东资格法定继承的问题上，有如下五个重要争点与难点需要研究和讨论，也需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厘清：第一，2005年《公司法》第75条规定的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适用前提是公司章程未有排除性规定。但是，在公司章程保持“沉默”或有表彰同意先行规定的情形下，股东会决议对股东资格继承作出了排除性规定，对该等决议作为排除依据的效力应该如何认定？该等决议是否可以排除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适用？第二，公务员、现役军人等特定身份的继承人能否继承股东资格而成为公司的股东？第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继承股东资格而成为公司的股东？第四，在共同继承情形下，多个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的继承，股权分割和共有应适用何种规则？如果因为继承人股东的加入使得公司股东人数突破《公司法》第24条规定的50人的限制应如何处理？在股东人数已达50人的极端情形下，因为继承人股东的加入使得公司股东突破2005年《公司法》第24条股东人数之限制又该如何处理？第五，股东资格依法可以继承，但作为权利人，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由于股东资格继承之放弃不同于民法上一般遗产继承之放弃，对于该等放弃事项应如何进行明确和规范？

下面予以具体分析和讨论：

（一）争点与难点一：股东资格继承的排除依据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75条规定，关于股东资格的继承排除问题，原则上应以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依据。但从该条文文义以及2005年《公司法》其他条款的规定，我们也得不出股东会决议不得作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依据的结论。揣测立法者关于股东资格继承问题的立法意图，结合2005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笔者以为，股东会决议在下列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下，可作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依据：

1、该等决议作出时间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前

如果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股东会决议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作出，无论该等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就程序瑕疵而言，依2005年《公司法》第20条第2款也当为被撤销。因为该等决议的作出不仅意味着股东会会议召开通知违反2005年《公司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不能及于全体股东，召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之外，而且意味着死亡自然人股东的意思表示之排除，表决方式亦违反法律规定；对于死亡自然人股东及其继承人来说也是极为不公平的。

2、该等决议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以下简称“绝对多数决”）

承上所述，反之，如果该等决议在股东死亡之前作出，是否就可以起到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作用呢？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对股东会决议的性质、效力及与公司章程之间的关系作一简单分析。
关于股东会决议的性质问题，笔者以为，股东会决议系公司股东会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系在多数决的原则下多个股东的意思表示趋于一致下的产物，在法律性质上，该等决议本质上属于一种多方法律行为，系由同一内容的多数意思表示的合意而成立。
关于股东会决议效力范围问题，2005年《公司法》没有直接予以明确规定。通说认为，股东会是公司意思决定机关，承载着公司意思表示器官的功能。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由所有者决定公司的意思是符合法律之逻辑的，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所有者基于其对公司资源的控制权，作出“所有者决议”即“股东会决议”以实现保护其利益安全的目标，应该得到公司的遵守和执行。同时，从法律解释论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下列结论：股东会决议对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一般员工均产生拘束力。
2005年《公司法》第11条规定，在公司设立时，股东负有制定公司章程的义务；第37条规定，股东具有修改公司章程的权利；第43条第2款规定，股东会对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应采绝对多数决。依法条逻辑可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章程间的关系，是行为本身与行为结果间的关系，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决定于股东会决议。
因此，基于上述，当股东会严格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程序规定采绝对多数决方式作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决议后，应视不同情形对该等决议作为排除依据予以认定：
（1）在公司章程对排除股东资格继承事项未涉及即保持“沉默”同时其后该等事项内容在公司章程未予充实的情形下，该等决议的作出应视同对公司章程关于该等事项的一种补充规定，可作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依据；
（2）当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继承有表彰同意先行规定的情形下，该等决议的作出应视为对公司章程原有规定的一种修正，亦应视同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依据，而不能以该等决议的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原有规定而作可撤销论，这是因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绝对多数决规则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股东们的真实意思表示，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合意，也是基于情势变更而作出的合理的适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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