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婵 ]——(2013-12-6) / 已阅12514次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包括利用以前的职务上的便利，对于这种透支权力的行为理论界分歧很大。争论的焦点是离退休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这些人所利用的是否为职务上的便利？笔者的观点是：首先，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既然已经离休、退休，就不应该将这些人再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次，离退休人员在离退休后，因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手中已无职权可言，谈不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问题。因此，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如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财物的，属事后受贿，只要达到犯罪标准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3）利用职务之便是否只能以作为方式实施笔者认为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作为的方式，但也不能就此排除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该行为，如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组织卖淫行为，本应进行查处，但因收受该人贿赂而不履行职责，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属典型消极利用职务之便。

　　三、受贿罪的共犯

　　（一）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2）、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过失行为不能构成。（3）、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它是身份犯。所谓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受贿罪的身份犯显然是定罪要件。它不同与其他一般主体构成的犯罪。它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

　　在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受贿行为。成立受贿的共犯，是毋庸质疑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的共犯，即身份犯与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只有特殊主体资格才能构成的共同犯罪，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特殊身份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1月21日《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互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在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而1997年刑法中却只保留了内外勾结的贪污罪共犯，即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的内容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定拟制。[⑤]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补充规定》对受贿罪共犯的规定。本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应该认定无身份犯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理论中混合主体共同犯罪的概念，也支持了无身份犯可以成为受贿罪共犯的观点。所谓“混合主体共同犯罪”即指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受贿罪的共犯行为就是这类犯罪。混合主体共同犯罪强调的是，虽然二人以上共同受贿罪不要求所有的共同受贿犯罪人均具有特定身份，但至少要有一人是有特殊身份，即国家工作人员。它是有身份者行为与无身份者行为的有机统一。若没有特殊身份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利用职务上便利这一行为的发展，也就不成立受贿罪。至于其他人员虽不具备特殊身份，但符合共同犯罪要件，只是由于其中一人的身份，并实施了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由此构成了受贿罪的共犯。1997年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的问题，但在刑法分则无特别规定时，应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这是总则和分则的关系所决定的。参照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和分则中关于贪污罪共犯的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仍应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以上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都贯穿了这一原则。某些犯罪即使在单独犯罪中只能由特殊主体构成，但在共同犯罪时也可以由无身份犯的普通主体构成。这表明了刑法在对特殊主体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个人自由和保护社会秩序二者之间，选择了后者。[⑥]

　　（二）受贿罪共犯的主要形式

　　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互相勾结、伙同受贿，这种情况构成要件清楚，不必细述。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互相勾结、伙同受贿，是比较复杂的情况。我在此仅针对典型形式之一：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进行研究。当前，贿赂手段越来越隐蔽。国家工作人员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许多情况下并不亲自接受财物，而是由其家属出面，收受财物。这种情况下的家属到底可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我认为，应该谨慎处理，不能一概而论。要注意到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生活，客观上帮助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财物，即使是明知的，并有接受贿赂的共同故意行为，光凭这些是不能定罪的。只有当家属是积极地参与，并且帮助的情节非常严重，[⑦]才能定罪。具体表现如下：（1）、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策划，由家属传递信息、勾结关系、接纳财物、甚至事后转移赃物，毁灭罪证，掩饰罪行等。[⑧]这时，家属构成了受贿罪共犯的帮助犯，是从犯，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2）、家属不时的诱导、劝说、催促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在其教唆下产生了受贿犯罪的意图，并实施了受贿行为。这时，家属构成了受贿罪共犯的教唆犯，应承当从犯的次要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家属仅有代为接受财物行为或者明知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贿赂，而与其共享等行为，是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的。否则，就扩大了打击面。恐怕一罚国家工作人员，就必罚家属。明显超出了刑法中受贿罪的惩罚目的。

　　由于受贿罪的手段五花八门，法律规定的错综复杂，要完全解决司法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研究。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高等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701.

[2]苏惠渔 《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69.

[3]美国《美国道德立法》

[4]美国《联邦政府组织与雇员法》

[5]谢甫成、牛建平《受贿罪的认定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载于重庆大学报2001年第四期

[6]赵秉志 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04

[7]高铭暄 《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60.

[8]王作富 陈兴良《受贿罪若干问题之研讨》法律出版社1991.136.

[9]陈波 《中国反贪20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33.

　　
注释

①参见赵秉志主编的《新刑法全书》第1265页。

②李文燕.中国刑法学[M].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83

③孙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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