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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教育的诉求

    [ 梁成意 ]——(2013-6-13) / 已阅9548次

    [19]史学家认为:“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对他们的世界、对他们自身以及与之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进行诠释。他们的行动和受难受到这种诠释的意义和意图的影响。时间经验占据了这些诠释的一个主要领域,而记忆和回忆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所以,对当今世界的诠释要想具有开辟世界、促成行动的意义,就需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回忆与思考。过去具有自己的时间,它既与现在有所区别,又与现在密切相关,因而未来作为行动视角可以被推断出来。”【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0]【德】凯兴斯泰纳:《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郑惠卿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21]【美】魏因伯格:《科学、信仰与政治——弗兰西斯·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 页。
    [22]【美】魏因伯格:《科学、信仰与政治——弗兰西斯·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 页。
    [23]思想道德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共同构成了我国宪法中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我国特有的宪法原则,其他国家宪法没有此规定。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24]Walzer.Edueation,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Multiculturalism[J].Journal of Philosophy,1995 (2).
    [25]Derek Heater.A 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London:Routledge Falmer ,2004),pp.18.
    [26]笔者以为,“国民”是事实判断,“公民”是价值判断。在这一意义上,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欠精准,因为这是事实判断。比较妥当地表述是“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27]西方修辞学最早是辩论演说的艺术。从历史上看,演说雄辩之风在荷马时代已经显现,古希腊时代成为政坛时尚,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城邦失去独立地位之后才逐渐衰落,但在民主的罗马帝国里,仍然可见演说辩论的影子,西塞罗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28]经过刻苦修炼,终成演讲辩论大师的西方政治家,举不胜举。例如德摩斯梯尼天生口吃,嗓音微弱,还有耸肩的坏习惯。在常人看来,他似乎没有一点演说家的天赋,因为当时的雅典,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必须声音洪亮,发音清晰,姿势优美,富有辩才。为了成为卓越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做了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进行了异常刻苦的学习和训练。经过十多年的磨练,终于成为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的精彩政治演说为他建立了不朽的声誉,他的演说词结集出版,成为古代雄辩术的典范,打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
    [29]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0页。


    作者简介:梁成意,法学博士,华东交通大学副人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文章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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