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振国 ]——(2009-6-29) / 已阅31020次
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前进的动力,发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事物不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刑罚本身是有缺陷的,因此,不能夸大刑罚的功能。刑罚是打击犯罪的武器。犯罪学的研究表明:不能将犯罪人的主观心理作为犯罪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决定了犯罪预防政策的多元性,也为刑罚轻缓化开辟了道路。
刑罚的功能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相对的;刑罚具有积极功能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恶害性。主要包括:刑罚对犯罪人的消极影响;刑罚对一般人的消极影响。[79]
英国学者威廉.葛德文指出:“最荒谬的莫过于把动用刑罚看成是进步的源泉,真正的政治家将会竭力把动用刑罚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并不断寻求减少使用它的机会,而不是增加动用刑罚的机会并把它当作挽救一切道德败坏的药方。”[80]
基于对刑罚局限性和相对性的认识,人们通过各种手段对现有的刑罚制度不断调整, 这就促使刑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早期的刑罚都是以血淋淋的形象出现的。最悠久的刑罚是以死刑和肉刑为中心的,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占据着刑罚主流,那时“杀人偿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被奉为刑罚的圭臬,直至十八世纪以前,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罚制度大多还停留在将刑罚视为受害者个人或社会对于加害人的报复的阶段,世界各古老国家普遍采用剥夺人的生命或残害人身体的方法以达到报复、威吓或诱导的目的。
近代以来,自由刑作为死刑的替代演变成为刑罚体系的中心,人类刑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更为人道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1764年标志近代刑法学诞生的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面世对刑罚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贝卡利亚基于人道的考虑,从功利主义出发主张刑罚的宽和,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刑罚的革命性变革,自由刑就是这场刑罚改革的重大成果。1810年制定的《法国刑法典》创制了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刑罚体系,将刑罚划分为身体刑、名誉刑和惩治刑三类,虽然它仍然残留着残酷性和野蛮性的痕迹,但自由刑已经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英国,监禁刑是在19世纪后出现的刑罚手段。经过不断改革,西方形成了由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构成的刑罚体系,其中,自由刑是适用最为广泛的、也是适用最主要的刑罚方法,以监禁为主要内容的自由刑在刑罚舞台上扮演了二百多年的主角,一直到今天。
监禁刑在一定的时期是人类刑罚观念的进步的体现,但历经了几百年之后监禁刑之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监狱刑并非是惩罚和矫正犯罪的良方。特别是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行政刑法的增加,犯罪呈上升的趋势,全球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监狱人满为患,行刑能力严重不足。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寻求监狱外的矫正变得日益迫切,因此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开始了非监禁化的尝试。非监禁刑就是在监狱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事制裁,这样一种全新的以社区矫正为主要方法的刑罚模式对社会、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人本人都有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的刑法方法,在惩罚和矫正犯罪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大力推进非监禁刑的适用,联合国在推动非监禁刑的运用的努力,使非监禁刑成为当今刑罚体系新兴的角色,世界进入了监禁刑与非监禁刑并重的时期。
第四部分 刑罚进化的趋势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为迪尔凯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后得出:“犯罪不仅见于大多数社会,不管它是属于那种社会,而且见之于所有类型的社会。不存在没有犯罪的社会。” 社会也需要刑罚,“一个没有刑罚存在的社会,其秩序之紊乱,生命、身体、自由和财产受到任意侵犯的危险情况,是我们不能想象的。”[81] 人性是复杂的,“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犯罪源于人性的缺陷,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存在着对规范有抵触情绪的行为、存在着否认社会规范效力的行为(“越轨行为”),就存在着对这些行为的惩罚。犯罪与刑罚是伴生物,在一个社会中,只要犯罪存在,刑罚就必然存在。刑罚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份,必然决定于与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刑罚是和一定的社会环境相伴而生的,因此,刑罚是不断进化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刑事改革是刑罚进化的两大动力。
一方面,刑罚的进化遵循与生物进化相类似的路径:生物进化由环境决定,而环境的变化不可预测,因而生物的进化过程具有无目的的。由此推知,因为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和社会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刑罚的进化过程也具有无目的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之内,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也进一步扩展,可见,人的认识过程也与生物进化的过程暗合(认识进化论)。我们研究刑罚的进化,总是对已有的刑罚历史进行的分析、总结,然后揭示刑罚进化的规律;受时空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完全揭示刑罚进化的全部规律或者完全预测刑罚的发展趋势。换句话来说,我们对刑罚的认识是需要不断深化的。
通过对刑罚史的研究和对现实各国刑事司法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刑罚的进化趋势是从严酷走向宽缓、从野蛮走向落后的过程;而且,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也顺应着这一趋势。
一、死刑的限制与废除的趋势
200多年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废除死刑的观点。其后,在西方世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权思想的勃兴,死刑开始受到限制甚至被废止。1865年圣马力诺对所有的犯罪废除了死刑,荷兰1982年也废除了所有犯罪的死刑;丹麦1978年废除了全部的死刑罪,意大利于1994年废除死刑;法国、德国分别于1981年和1987年对全部的犯罪废除了死刑;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有90多个。可见,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多于保留死刑的国家和死去,进入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 [82]美国仍然保留着死刑,但适用的罪名只是几个严重的暴力犯罪,如谋杀罪、绑架罪等。然而,死刑的执行数很小,1985年至1988年间美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仅为66人,而日本仅为9人,罪名均为谋杀罪。 [83]
导致废除死刑的主要依据是死刑在其最严厉的惩罚,其遏制犯罪和威慑犯罪等严重不足使其行使的必要性大打折扣。逐步限制死刑,并最终废止死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非监禁刑事制裁的趋势
刑罚进化从总体上来说不断由严酷向轻缓化方向发展,进化的历史趋势是,“从普遍适用自由刑和死刑过渡到现代的监禁,再从作为刑罚主要手段的监禁刑过渡到罚金、缓刑、暂缓判决与监禁的替代性措施和其他不用直接控制人身而采取非监禁控制措施的中间刑罚,最近又出现了一种从刑罚向和解与赔偿过渡的趋势。” [84]犯罪处遇方式的发展变化实际上反映并受制于刑罚的进化趋势,在日益开放的社会里,大量动用非监禁刑罚来替代传统的监禁刑,不断提高罪犯的处遇,应当是未来刑罚模式的主流。
非监禁刑事制裁是指对某些犯罪(通常是轻罪)或罪犯不判处或者施用传统的监禁刑罚而代之以非监禁刑罚的方法,监禁刑主要适用于重罪或者非监禁性刑罚失败的情形。
根据这一定义及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要求,中国现行刑事法律规定的非监禁刑主要包括以下种类:1、避免审前羁押的非监禁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2、审判时适用非监禁刑罚,包括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赔偿损失、训诫、赔礼道歉、具结悔过11种;3、审判时适用缓刑;4、行刑制度中的非监禁措施:包括即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离监探亲。[85]
就世界范围而言,刑事立法上的监禁刑缩短,缓刑、假释的适用增多。如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重新调整了刑罚体系和刑种,增设了强制性义务劳动、限制自由、拘役和终身剥夺自由等刑种,废除了流放、放逐等刑种,完善了罚金刑、劳动改造和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等。缓刑、假释的适用,使得监所的监禁人数大为减少,以10万人为基数,据1995年9月世界各国监狱人数统计显示,西欧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的监禁率分别为100、95、85、85、80、60人,北欧国家的监禁率最低,瑞典65人、挪威55人、冰岛40人,俄国、美国分别为690人、610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监禁对罪犯和社会都产生了诸多弊端,监狱费用昂贵,监狱过分拥挤,监狱对罪犯的身心及回归社会的负效应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各国对替代监禁的非监禁制裁方式的关注,非监禁刑日益被寄予厚望。犯罪学的研究也表明,“期望通过监狱来实现罪犯的重新社会化,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86]从欧美国家已有的实践来看,犯罪非刑罚化与犯罪的非监禁化,收到了比监禁更好的效果。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控制和减少了监禁刑的适用,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变。
非监禁刑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93年瑞士刑法采取的刑事法律效果的“双轨制”即指刑罚与感化教育、监护、禁戒、强制工作、保护管束等为主要内容的保安处分并行不悖。此后,各国在保安处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监督性的免除处罚、监外执行等形式多样的刑事责任方法。1935年日内瓦第五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处遇大会强调指出,为了有效地预防犯罪,“要使全世界探索监狱以外的方法”,监狱“不但有效地对付日新月异的犯罪形态和死囚。”同时又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应当确信监外教养与监禁同样有效。”[87]
1975年德国刑法中,缓刑的适用更加广泛了,短期自由刑取消,犯人服刑三分之一以上即可获得假释;荷兰刑法则容许警察部门与公诉机构对刑事案件进行法院外解决。
非监禁化虽然是应对犯罪浪潮现象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近代刑法理论影响的反映,但就其实质而言,非刑罚化反映了人们同犯罪作斗争的新认识,反映了理性、人道、正义和刑罚由严峻走向宽缓的大趋势看。[88] 从世界范围内刑罚日趋缓和的形势,在传统的限制人身自由刑罚的基础上,增加不限制自由的处罚,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选择。
三、行刑社会化的趋势
行刑社会化是指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为避免自由刑的不良后果,通过放宽监狱与社会的隔离程度,拓宽犯罪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而采取的确保罪犯与社会生活相接近的行刑措施。 [89]行刑社会化在形式上体现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的相互分工与配合;在内容上体现了罪犯、监狱、社会的有机联系。
国外行刑社会化是从行刑场所社会化、行刑主体社会化和行刑内容社会化三方面着手,对自由刑的执行进行改造,主要措施有:
设置开放式监狱 开放式监狱是与高墙、电网、武装警卫、处处设防的与社会完全隔绝的传统监狱相对而言的,其特点是没有围墙、栅栏等设施,罪犯活动区域较大,有相当的活动自由。开放式监狱是1891年瑞士监狱工作者凯勒兰尔斯在伯尔尼尝试取得成功后,被欧美等国家所效仿,众多国家均在相关法律中确立了开放式监狱的地位。
请假离监制度 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发挥其在对罪犯的教育、感化作用,同时也可加强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以使在罪犯回归社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生活。
监外工作制 允许罪犯在一定的条件下脱离监狱或监管,在监外劳动。
设置社区服务刑 在刑罚或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一定条件下可以以社区服务代替短期自由刑。这一做法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比较流行。[90]
另外,为达到行刑社会化的目的,西方国家还大量推行多种行刑制度,如受刑人分类制度、中间监狱制度、服刑人员自治制度、累进处遇制度、假释制度、观护制度和再社会化制度等。
行刑社会化既是由重趋缓的刑罚观念的取向,又是由严到宽的刑事立法的归结,监狱行刑社会化是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所反映的行刑人道化、行刑经济化的思想,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表现着监狱发展的共性和规律,使其在监狱现代化建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行刑社会化已经演变为一项国际化的行刑原则,并且被国际条约所承认。
四、刑罚的扩散和变异
刑罚的本质是国家对犯罪的惩罚, 刑罚的目的在于打击和控制犯罪,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刑罚只不过是统治者治理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一方面,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刑罚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刑罚对抗犯罪的效果也越来越差,而且施用刑罚也会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实践证明, 严酷的刑罚对抗犯罪不仅效果差,而且施用酷刑也会招来道德上的质疑;因此, 刑罚没有必要总是以严酷的面目出现;同时,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刑罚也发生异化,刑罚以其它的形式出现(将监禁改为社区矫正,不仅对犯罪人进行行为矫正,而且通过道德谴责促使犯罪人的内心自省,例如训诫),同样也起着对付犯罪的作用,以此达到刑罚的目的;另一方面,社会的复杂性程度越高,越需要更加复杂的控制方式;社会的复杂性程度越高,社会控制的程度越高、控制社会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还有宗教、道德、纪律等;同时,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能力日益增强,对社会控制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在普遍运用刑罚来惩罚犯罪会遭到反对和低效率的情况下,统治者宁愿选择一种平和的方式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比如强化信仰、提倡道德等方式。
刑罚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例如由监狱行刑变为社区矫正;对犯罪人实施肉体上的惩罚变为精神上的强制,如训诫;剥夺犯罪人从事某种社会活动的资格,这同样能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立法者通过刑事立法把一些违反道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予以惩罚,这使得犯罪行为往往成为在道德上应当受谴责的行为,因此,对犯罪人施加刑罚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制裁,而且是道德上的谴责,犯罪人受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惩罚.实践中,中国古代的很多刑罚方式都带有对犯罪人进行道德谴责的性质,如刺配刑;现代的社区矫正的劳动不仅仅是一种惩罚,而且还包含着对受刑者道德上的谴责.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刑罚的内涵和外延大大地扩展了。
法国的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惩罚模式:一是中世纪以来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模式;二是古典时期以贝卡里亚等人为代表的法律改革家和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诸种程序、人性化的惩罚模式;[91] 三是现代社会类似于“全景式监狱”的监视模式。
第三种模式的惩罚权力类型是与社会共同体以及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力相脱离的、独立行使的规训权力,这种权力首先在学校、兵营、医院、工厂等管理机构中发展起来,而后扩展到整个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就是一个大的监狱),它的作用不是表象,而是肉体、时间和日常行为态度,它通过时间表、强制性劳动、有规律的活动、隔离反省、集体劳动、保持沉默、专心致志、遵纪守法、良好的习惯等手段管制个人,把他们塑造成温顺的臣民,而不是权利主体(“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处于枷锁之中”)。规训的理由在于不规范,即不符合或偏离准则。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和考试时规训的三种技术手段。全景敞式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监狱之城”或“规训社会”的产生。 [92]
五、结论
西方刑法理论把刑法史分为四个时代,即复仇时代、威吓时代、博爱时代、科学时代。这四个时代的更迭,反映出的是刑罚逐步走向轻缓,走向科学,走向理性。集中体现为生命刑的适用受到限制甚至在一些国家被取消,以及资格刑、保安刑和财产刑尤其是罚金刑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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