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名为《新编中国法制史》，是因为它和目前国内许多《中
国法制史》著作，在学术观点和篇章结构方面，有许多不同的地
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是用“政治文明”代替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评价
中国法律制度优劣的标准。作者认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
尽管在酝酿和产生之初，会带有很浓厚的时代、阶级和国家色彩，
但经过时间和实践的长期磨合和考验而成熟和定型后，就会按照自
己的运动轨迹发展，成为客观的、普遍的、公正的行为准则，超越
阶级和国度的局限，而成为民族的、全人类的文明财富。法律制度
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的阶级性是使用它的阶级赋予它的。产生
于中国古代的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一旦成熟和定型后，即被
看做国家选拔官员的最好模式，从而被西方国家学习过去，演变成
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现在又流传回中国，成为现代的公务员考试
制度。而以阶级斗争观点作为价值体系来评价历代法律制度优劣的
标准，就会因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多为剥削阶级所制定，因而强调
其消极面多，肯定其进步性少，忽视了各个时期的法律制度在中国
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因而不能真正评价历代法律制度的优
劣，也不能正确反映中国法律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其实，法制
史学者过于拘泥于各个时期法律制度的阶级属性，是一件吃力不讨
好的事情，因为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属性以及阶级斗争是如何
运作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现在连许多基本
问题都还未搞清楚。如关于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
分期就是一个众说纷纭、分歧极大的问题。甚至在近来，就有人撰
文指出，使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从秦到清这段历史时期是不妥
当、不确切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的意思主要指分封制的
“封土建国”，并没有我们所说的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的意思。
而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创造的文明中，法律制度最能集中地反映
其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点，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
志。随着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法律制度也会随之发展，而违背政
治文明发展趋势的法律制度，则最终会被历史淘汰。对于文明进步
的东西，不论是哪个阶级的产物，都要给予理直气壮的肯定；反
之，则要大胆否定。今天，我们在建设适合时代要求的政治文明
时，重新审视我国历代法律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用“政治
文明”作为价值体系来评价历代法律制度优劣的标准，衡量哪些
法律制度是文明的，哪些是不够文明或者违反文明的，从而总结成
就、认识不足，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其次，是以部门法来分章节，而不像以往那样以朝代来分章
节。法律制度是以一个个部门法律为系统分别进行演变的，一旦一
个部门法律制度产生以后，它的发展就有两种因素在推动：一种因
素是由于这个部门法律制度所要调节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特别
是朝代的变化会引起社会生活的变化，法律制度也就随之发生变
化；另一种是这个部门法律制度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会引起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包括法律制度本身的内涵丰富和外延扩
大，条文的含义更科学和逻辑性更强；或这种法律制度关注的重点
发生了变化，从而促使法律制度发生变化，以及立法技巧的提高等
等。汉儒的注律、晋时的张杜注律、唐朝的律疏、宋朝的编敕编
例，直至清朝的附例，都在这个层面上努力地推进法律制度的不断
发展和完善。中国古代解决奸非问题的法律制度的变化就是一个典
型例子。开始时“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大概到了秦时，才
开始区分强奸罪和通奸罪，处理强奸罪时只惩罚男方，处理通奸罪
时则双方都惩罚。汉时并强调惩罚亲属相好。到晋朝又注意到当事
的女方是有夫抑无夫，如系无夫者要加重处罚。唐时则有夫者处罚
重。到辽国开始有强奸幼女罪，元朝将幼女的年龄定为十岁以下．
明清时将幼女的年龄提高到十二岁，并注意到强奸男子的鸡奸罪。
而在现实生活中，司法部门对此也作了分工：接受社会生活变化的
信息，提出改变法律制度要求的任务，主要由执法人员来承担；而
对法律制度作“概念、判断、推理的改造制作功夫”，则由立法人
员来承担。
由于导致部门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这两种因素不是同步的，所
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朝代可能改变了，部门法律制度却不一
定全部随之改变，因而新的朝代完全可以袭用前一朝代的某些部门
法律制度。这正是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特点：汉承秦制，唐承汉
制，宋明清承唐制。特别是各部门法有着相当强的传承性，一个部
门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没有大的变化，如，按照院
试、乡试、会试、殿试等级别分别录取和淘汰人才的官员选拔制
度，在唐、宋、明、清等朝代里基本没有重大变化。同样，各个朝
代的婚姻法律制度，不外乎婚姻制度、结婚年龄、结婚条件、结婚
限制、离婚的条件等内容，长期以来也很少发生变化，如女子的结
婚年龄，从汉到清长期都维持在13—15岁；而离婚条件，都为
“七出”(后来加了“义绝”、“和离”和“断离”)及“三不去”，
基本也没有大的变化。但也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即某些法律制度变
化了，朝代却不一定变化，这在各个时代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中
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唐朝的赋税制度就经历了从“租庸调制”到
“两税法”的变化。
传统的《中国法制史》著作以朝代来分章节的做法，从横的
方向来看，一个朝代的法律制度的情况固然一目了然，但从纵的方
向来看，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叙述历史的分量过重，使读
者容易混淆法制史和普通历史的区别，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法制内容
就只体现出了历史性而没有了继承性；另一方面是将各部门法的发
展变化的叙述因为朝代的原因而割裂开来，使各部门法的发展线索
和逻辑顺序断裂破碎，不能清晰地看到其历史联系和继承发展的情
况，读者也就不易掌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这其实是只重视了法
律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感性认识阶段，却忽视和割断更重要的理性认
识阶段的结果。因此，本书不再按朝代区分来叙述法律制度的演变
和发展过程，而是采用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改进制作功夫”
的演绎法，对各种部门法作纵向考察法律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这样，不但可以少谈各个朝代的“阶级斗争状况”，而且也很容易
看出各种部门法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文明程度的进退优劣来，从而
作出适当的评价。
我们常说，现代的宪法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保护公民的权
利，二是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这后一点，其实在古代的法制建设
中已经注意到了，只不过没有我们今天表达得那么清楚而已。韩非
曾精心研究古代的君臣关系后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指出：
“明君治吏不治民”，即最高统治者只要管好了官吏，就不愁百姓
不服从。因此，在每个朝代制定的法律中，重点防备的并不是无权
无势的老百姓，而是心怀异志的各级官员的“出格”行为，力图
有效地制约官员们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因而制定了适用于职
官的如设置、选用、监督和奖惩职官的法律条款，以及数目繁多的
各种行政法规，成为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涉及民
事法律制度时也特别标明官员在这些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就其内容
的丰富多彩及重要性而言，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法系主要就是治
官的法律。正因为职官法律制度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本书把其放
在第二章的重要位置上。
最后是在内容上，除基本照顾到以往的传统内容外，也有所改
变和增加。如以往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常常谈到各个朝代的经
济法律制度，如谈赋税制度时常常谈到唐朝的“租庸调制”和
“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人亩”等，但经
过认真对照原始资料，笔者发现这些朝代或时代的赋税制度并不仅
限于此，而是要复杂得多，需要很大的篇幅才能说清楚。至于其他
经济制度如各种专营制度就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更何况一个
政权处在创立、发展、兴盛和衰退的不同时期时，它的经济法律制
度也是不同的。以往的著作谈到有关内容时，往往是挂一漏万，并
不能完整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经济法律制度，作者自认也无力承担这
一重任，只好割爱了。但增加了诸如女囚的监狱生活等内容。因为
在罪犯被判刑前后，有相当长的时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但一般的
著作介绍的多是男囚的情况，而很少谈到女囚，缺乏了这些方面的
内容，我们所谈的法律制度就不完整了。
当然，这本《新编中国法制史》，还是一个新的尝试，还缺乏
经验，其中一些篇章的安排和论述是否科学合理，还有待读者的批
评指正。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广泛地参考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
前辈们的有关著作，从中受了不少的启发，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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