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圣寅 ]——(2008-1-1) / 已阅18929次

僵化的上层建筑完全支配经济系统，把完整的经济系统人为地纵横上下支离破碎，一切经济活动都置于行政的控制之下，其本身就否定了经济自身运动的规律。国家体改委秘书长王仕元1993年4月在京举行的“市场经济与机构改革研讨会”上指出：“改革的实质在于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就要改革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计划经济是审批经济，而‘审批’就是权力。这不是说其他国家搞市场经济没有‘审批’的问题，但那是公开透明的，还有法律约束。”在行政性经济的状态下,校经济冲散了大经济循环,加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一些企业领导“委派制”，一方面导致了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官僚主义放任心态，另一方面造成大肆挥霍浪费、贪污受贿现象。一些企业成年累月地在如何偷税漏税、如何疏通“关节”、上等级、获×奖，当“企业家”上下功夫、动脑筋，产品的伪冒假劣泛灾。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实质上就是改革控制中国一切社会职能的行政体制。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权威何伟教授在1993年5月召开的“企业扭亏研讨会”上指出：“企业亏村老是解决不好，这提醒我们需要从体制上好好找一找原因。”
《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条例》的制定，说明我们的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的认识还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应当触动旧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否则，企业亏损问题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亏损本来是企业的事，但是，现在是国家比企业更着急，企业不急是因为亏损照样活，从一个侧面说明，亏损现象的后面是一个体制问题。
企业亏扭亏问题是个系统工程，最终势必要触及到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核心问题。产权管理制度的改革涉及到许多方面，不仅仅是靠企业自己努力就能解决了的，它涉及到整个体制如何改的问题。扭亏如果不切中产权这个核心问题，就问题说问题，我看难以解决。
企业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过去能改的基本都改了，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能做得只剩下对旧体制的彻底改变。决不能口头上承认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我们解决问题的对策，除了抓住机遇外，就是领导部门要下决心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否则我们要付出更长时间、更大代价才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如果仍把国家所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是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不能再用传统的观念来看待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总之，扭亏问题的关键是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观念的转变问题。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1993年2月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讲，改革的核心就是解放思想。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而各个大大小小的“宝塔”层次里需要的就是这种行政经济，当官者养尊处优、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有人俸伺；黎民百姓的生老病残无人过问，忠诚老实人的生活日况愈下，坐受物价上涨之苦。
因此，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统一认识，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下决心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改革。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加强宏观调控上来。撤开某些专业经济部门和职能交叉重复或业务相近的机构，大幅度裁减非常设机构。”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当代的危机，既沉积于历史，又起因于现实，既流布于心理、自然、社会各个领域，又纵深于现象、生成、结构学各种层次。真正深刻的改革开放，不能仅停留在某些政策的改变和体制的非常规修修补补表层上，而必须以观念的改革和思想解放为先导。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93年2月题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中专文：政治文明，一是民主建设；二是体制建设，改革政体；三是法治建设。
政体改革，最关键、最重要的在于改革我国的权力机构，从而改革我国的社会结构。结构不变，纵然全部换上好人选，仍难免人变质、路回头、重蹈覆辙；纵然有完善的制度，只缺相应科学的结构，制度仍将变成一具不能自动的木偶。这是因为，权力是信息，制度是信息通道，结构是通道的联结网。因此，体制改革，与其“扬汤止沸”步入“釜底抽薪”。
在当前经改偏右政改偏左的情况下，政体应进行下列改革：
⑴以权治权、依法治权，优化权力结构。
拟推行孙中山创制的“治权”（即理发、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和“民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分权制衡机制。其原理是：科学的社会结构——有效的民主政治——公平的自由竞争——促进激活社会结构运作动力。
“占有者不再拥有管理权”，分权伴随着分工，是现代化社会大趋势。绝对的集权必然造成绝对的滥权。从以上角度看，政体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是不是就找到了中国政体改革的疗效之途？我认为：不论是把权集中到“党”，还是集中到“政”，如果它是唯一的最高权力，滥用权力源就无法制止。
也只有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条件下，经济靠依法公平竞镇，政治靠民主参与，领导人的产生考人民选择，才能克服行政经济下的经济靠指划、政治靠运动、领导人靠指派的弊端，才能防止经济失控，政治失范、文化生态和社会动荡。
因此，“治权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机制是未来改革开放秩序运作的基本轨迹。
⑵人大会，必须是真正代议制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立法形式使人大享有至高无上的立法、审议、批准、弹劾权，以推进以人大为权力中心的政体改革。彻底改变人大法定权利大得无边，实际权力小得可怜的现状。
⑶以法的形式赋予政协相应的制约决策权力，其职能类似于“参议院”，进行权力制衡。
⑷推行首长竞选制
首先根据《宪法》制定《中国竞选法》，依照法定程式，推行人事要员竞选制。这是真功夫，不要怕，也不会乱。因有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保障，定会得到全国的广泛支持和用户。
实质上，依法公平竞选，是对给类人才能力分级精粹的筛选，其是较公正的，没有神秘感，透明度最高，也便于公民监督，确能体现民主的意愿，觉醒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意识。事实上，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是公开的真实、实证的操作和现实的创新。我认为，人事上的公开竞选就是科学精神在人才适用上的具体反映。
各级党派、政府、管理要员，都要经过人民的自由选择，而竞选制便是人民行使神圣自决择优权的一个最佳途径。总之，深化政体改革，就是要依靠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所拟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民主化、再民主化。
⑸执法、监督系统的人财物实行“条式垂直”领导管理体制。
而目前这些部门都生长在各级同级党委政府的怀抱里即人财物都牵制于同级党委政府，因此，在执行法纪、进行监督遇到党委政府的官员时，也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如目前困扰行政诉讼的最大障碍是司法不能高度独立。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⑹出台新闻、言论、版权法
即言论、新闻、版权只对法律负责。监督系统管理体制推行“条式垂直”管理或直接隶属于最高权力机关，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
⑺制定《决策法》
即依法调整党和国家各级各系统的重大决策，把决策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加大责任追究，接受法律的治理，从而实现决策的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
以法的形式确立决策责任，以促使决策者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加强对决策的法律监督，监督系统是现代化决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用法律标准评价决策正误，加大决策责任，避免决策阶段无制约、执行之后不负责，即“只决策、不负责”的官僚主义放任心态，使决策责任在决策者身上得到共振，以保障决策的科学化。
⑻制定《人才法》
根据人才的类型、规律、结构和作用进行人才立法，借以建立起社会各阶层的、规范的人才择优机制和人才评价尺度，这是实现全部教育投资（人财物）效应的根本措施。
⑼制定《廉政法》，设置类似廉政公署。
制定廉政法，依法规范各级公务要员，在法定的时间内对自己的财产状况、财产来源、政治背景向相应的机关有序公开报告，否则，将招致法律的追究。并设置由不同数个多党派组成的质询委员会，以牵制只对法律负责的廉政公署，实行“条式”垂直管理。
⑽以立法的形式设置多元主体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民建议征集、激励制度，并赋予测验结果和改革建议具有相应的合法性。
社会转型需要民主、法制、自由、科学和人才，这一切都要求，必须加速政治文明程度的建设。
政体改革，才是社会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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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山东省菏在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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