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华 ]——(2007-8-28) / 已阅18158次

各种调查数据正显示出律师业界内正存在着种种混乱的现象，最严重的表现为律师乱收费，还有就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侵害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而律师队伍的总体素质不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亦加剧了这种混乱现象的发生。律师队伍的素质，影响着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同时也阻碍了社会公正性的实现。就律师的知识水平构成层次而言，因为国家为律师的准入制度设置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因此，从专业知识层次来说，从个案的解决程度来看，律师结案一般能满足于委托人之意愿（重大复杂案件除外），而从律师对事物的认知，理论素养和个人修养上来看，则存在着巨大的分野。这些因素直接制约着律师执业的向度和深入度，律师运用各种方式办关系案、人情案，已成为律师业界不争之事实，而这从根本上来说是有违社会之公平正义根本宗旨的。
独立和自治赋予了律师业界自体之自由，加之律师职业的社会属性，这种自由内本身就融入了一种竞争机制，而竞争则是使一种事物达到尽善化的最有效方式。这种结果，就是律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逐步提高和律师队伍的纯洁。最终也因此而导向一个尽善化的结果——社会公正的实现。
四、实现律师独立与执业公正的几点建议：
（一）立法赋予并明确律师独立与自治之权利。
律师的性质决定了律师独立性与自治性的内在属性。律师不仅独立于法院、检察院，而且独立于当事人。律师执业属个人劳动，不受当事人意志的约束，也不受律师协会的指导，而是由律师本人自主决定办理委托事项的方式和方法。《律师法》给律师的基本定性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实质上，仅是体现为对律师准入制度的律师工作内容的定性，并没有关于律师独立与自治方面的相关规定。既然法律没有赋予律师独立与自治之权利，律师当然不能越权而使用。但独立性与自治性乃律师之内在根本属性，法律没有赋予律师独立与自治之权利，则律师其余权利在行使过程中也会受到有所限制。因为律师的执业过程，对于个案来说，方方面面即构成完整的系统，个案中，律师亦总是谋求一个恒定的价值目标，这个恒定的目标即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当构成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机能遭到削弱和限制时，那么就必然会影响着其整体功能的发挥，也就必然影响着其价值目标的实现。此即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必将受损，而实现正义亦无从体现。独立与自治之自由是律师基本权利之基石，维护律师的此种权利将更有助于社会最大化正义之价值目标的实现。
考量国外关于律师的管理体制方面的立法，如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在律师管理上实行的行业自治，律师只接受来自本行业律师、律师会的指导、联系与监督等，而完全独立于司法行政机关，合法之权益不受其干预和限制，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仔细地揣摩。因此，笔者建议，立法上应大力借鉴国外（主要是美国、法国、日本）关于律师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技术，赋予律师独立与自治之权利，必将有助于整顿律师行业之混乱现象，实现社会之公平正义。
（二）、立法上应加强对律师准入制度之限制，设置更为严格的律师准入制度。
现行的律师执业队伍总体素质不高，已是一个现实。而律师行业，可以说是一个精英行业，其职业亦是精英职业，并不是具备一定学历之人，只要取得相应资格证就可以进入该行业进行执业。学历，只是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其他方面，亦应对其先期的资格条件设限，以我国现行的律师准入制度来看，明显表现出限制不够严密。其先期条件，规定：只需具备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即可以参加司法考试，而仅仅通过此项限制，就可让获得考试通过的人员获取相关律师执业资格证。此种显然较为松弛的限制，使得部分人员流入到律师行业后，其直接影响了律师队伍的总体素质及其执业水平，同时影响着社会之公平利益。而不仅学历上的限制过松，律师的准入还应考量其他方面的因素，如专业素养，从事相关法律专业的经验和资历。还有，即便是获取通过司法考试资格后，在其正式投入律师行业前，实习的年限亦应有所考量和限制。
基于此，笔者建议，立法上应加强对律师准入制度之限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1）把提高学历限制纳入立法考量的一个因素中；（2）对其专业素养，从事相关法律专业的经验和年限给予更为严格的限制；（3）对通过司法考试而进入律师行业的人员，对其实习过程和实习年限亦应给予更为严格的限制。
这些都是基于我国现行之教育体制而言的，这样的限制条件，对我国来说，现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只有通过这些严格的限制，提高律师执业的准入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律师与一般法律服务人员的分野，实现律师的精英执业，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律师队伍之素质，达到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正义之效果。
（三）、立法上应加强对律师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
律师的保障机制，之于律师显为重要。律师职业具有社会性，而社会因其错综复杂性，亦决定了律师执业之艰难性和复杂性。这里面亦包含着律师工作所具有的风险性和挑战性。律师执业环境之各种状况，亦直接关乎于律师的切身利益，在此基础上，当把律师的执业心态纳入考量因素的话，那么，于案件本身来说，难免就会出现很多变数。此种变数亦从根本上影响着实体之公平正义的实现。我国现行《律师法》里，缺乏对律师切身利益的保障机制，包括律师在其利益受损时，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救济方式和救济途径，律师的工作因此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和限制。
因此，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免除律师的后顾之忧，是律师正当行使其职权，履行本职的一个重要条件。故此，立法上应确定律师利益保障之范围。首先，是风险代理保障机制，其确定保护的范围是律师因风险代理而招致的各种损失。其次，是诉讼代理保障机制。再次，是非诉讼业务代理保障机制。从而，切实可行地解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所招致的各种风险及损失。
（四）、改良律师的培训方式，尤其应注重专业素养，人身修养方面的培训。
“人是感情的动物”。律师，从某个侧面来说是“维护社会正义之使者”。而反映在执业心态上，则直接导向了律师办案的向度和维度，以及对个案的投入、专一程度，这些因素，直接主导着具体案件的每一个过程。正义与非正义，完全取决于律师的价值定位。概而言之，就是律师在主导某一具体案件中，抱负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目标，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案件的努力程度。此即内化地表现为律师的执业心态。律师的执业心态于谋求当事人之合法利益，于社会之实体正义，显然地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培育健康的律师执业心态则尤为重要。
故此，建议转变和改良传统的律师培训方式，首先，必须在培训方式上给予严格要求。传统的律师培训往往表现得较为松散，因此必须加强培训时的组织纪律。其次，就培训内容而言，应改变传统单一的律师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建议培训时介入律师人文素养方面的专门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不但之于律师个体素质会有所提高，之于社会，亦能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
四、 结语。
律师，这一特殊的社会工作者，赋有着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之公平正义。如何给律师进行定位，将直接关乎于和谐法治环境之建立，更是集中体现了一定区域内人权精神的维系程度。律师的独立与自治，必将是中国法治化发展中的一个正确价值取向，这一过程的实现，于整个社会之进步必将具有非常重大之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卫东主编•中国律师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李贵方主编•刑事辩护指南•吉林人民出版社
[3] 陈光中主编•公正与律师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4] 崔林林著•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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