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利军 ]——(2006-8-7) / 已阅18934次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王利军 袁清彪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角度，对于如何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构建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今年“两高”工作报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两高”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具体体现。为何采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这样解释：过去乱世用“重典”，而盛世则是“政简刑清”，所以，“两高”报告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跟我国目前盛世的特征相符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就是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检察机关如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原则，正确适用轻缓的刑事政策，就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总结经验教训，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
自八十年代开始“严打”以来，从重从快已成为惯性思维，在刑事检察工作中为了避免承担打击不力的责任，可捕可不捕的都捕了，可诉可不诉的诉了，怕放纵犯罪，过于强调严打，忽视了区别对待和宽严相济，忽视了办案的社会效果，这并不符合新的执法理念。从刑事诉讼角度看，逮捕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但不是唯一的强制措施，如果案件不论大小，犯罪不论轻重，都要逮捕后经过三、四个月的法定程序，这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没有起到挽救失足者的目的。打造和谐社会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司法文明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更加人性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安全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对轻微犯罪人员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
二、引进暂缓起诉措施，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三种不起诉类型，即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但是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受检察机关自身考评制度的制约，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暂缓起诉制度，是指某些已经达到提起公诉标准的犯罪行为，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刑事政策以及诉讼经济的考虑，通过设定一定的暂缓起诉期间暂时不提起公诉，而是在暂缓起诉期间终结时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悔过情况等作出最后处理决定的一种诉讼制度。首先，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其次，暂缓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司法中的体现。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从而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体现我国刑事法律与时俱进思想的一项制度创新，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再次，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最后，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从实质上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体现宽松刑事政策思想，检察机关应当扩大不起诉范围，同时尽快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三、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确立刑事调解制度
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邻里纠纷给予关注，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这种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调解制度作为一种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方法，给冲突双方解决冲突提供了机会。对此类轻微犯罪案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允许当事人和解后由侦查机关撤案或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是有利于缓解矛盾，稳定社会，促进公民之间的宽容、和解；二是有利于帮教和改造罪犯，减少危害社会的犯罪因素；三是有利于司法经济，缓解目前司法机关案多人少和监管场所紧张的状况，利于集中精力查办大案要案。
四、最大限度的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
贾春旺检察长在2006年工作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批捕、起诉职责时，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对于轻微犯罪来说，应当依法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作用，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减少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缩短诉讼时间，使司法机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五、扩大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高法对刑诉法第174条可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解释中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一项，公诉部门将案件起诉基于的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诉法第46条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将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能否适用简易程序的理由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建议取消这一要件，以便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六、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
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两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社会成本很高，若仅因一次情节较轻的犯罪而对其简单地科处刑罚，将他们抛向社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与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涉嫌轻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进行非刑事化处理，具体途径就是退回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此举在政策层面上，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法律层面上，也符合“两高”相关的司法解释。
总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增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和谐社会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组织、调节社会关系和调整人的行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既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要忠实、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应当确立现代司法理念，通过发挥自身职能，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