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厚先 ]——(2005-9-12) / 已阅31672次

（二）口供补强

口供之补强规则是限制口供的证据能力，不承认其对案件事实独立和完全的证据力，禁止以被告口供作为定罪唯一依据而必须有其它证据予以补强的规则。这是因为在某些场合即使是合法取得的口供也可能有虚伪性，如替罪的场合和包庇他人的场合，以隐藏别的犯罪为目的的场合等，因此检验口供的真实性也就成为必要，要求有补充强化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也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要求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以其它证据作补强证明，从而确认了口供的补强规则。由于该条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容易出现分歧，笔者认为，运用该规则应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为补强证据的证明要求，其二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共犯的口供能否互为补强证据。

在补强证据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第一，除口供本身之外的补强证据应能够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第二，口供与其他补强证据共同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美国有的州曾经采取第一种态度，但近来普遍倾向于第二种。上述两种做法的关键区别在于应当赋予口供以多大的证明力。前者显然在事实上架空了口供，即使是被告人自愿作出的口供，也完全失去证明力，因此后者无疑是一种恰当的选择。　我们认为，原则上应当要求口供和其他补强证据的证明作用之和，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是在实务上，应当允许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赋予其口供以不同的证明作用。在较为严重的犯罪中，如故意杀人、抢劫等，应严格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证明作用，要求具有比较完整的补强证据；而对于某些轻微的犯罪，则可以赋予口供以较大的证明力，仅要求一定程度的补强证据即可。至于具体标准，则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去逐步形成和完善。　

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其他共犯的供述不得作为口供的补强证据。关于共犯口供的证明作用，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无法展开论述。我们的总体观点是，共犯作出的供述在本质上仍然是口供，而不能互为证人证言。因此，原则上其他共犯的供述不得单独作为被告人口供的补强证据。

（三）口供排除法则。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获得的口供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虽然有不同的态度，但是都普遍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法获得口供，以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也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的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确立这一规则的基本理由是：1、非法方法获得口供对基本人权损害极大，应当严格禁止，这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2、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可能妨害查明案件事实。因为它可能使无罪的人违心地承认犯罪，也可能使有罪的人乱供乱辩，造成真假难分，给收集证据和准确认定案情造成困难，甚至造成错案。

（四）对主要依靠口供定案的故意杀人、强奸、毒品犯罪、贿赂犯罪等审讯过程实行同步录音、录像。

长期以来，讯问犯罪嫌疑人，一般是采用笔录的方式予以记录，尔后交由犯罪嫌疑人审阅后签名、按指印。对主要依靠口供定案的故意杀人、强奸、毒品犯罪、贿赂犯罪等案件，一旦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或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翻供，办案人员就以讯问笔录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名、按印为由驳斥其翻供事由。然而，正如我国台湾著名刑事法学者蔡墩铭先生指出的：“只令被告在记载自白事实之询问笔录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实难以证明自白事实之存在。”[2]。这种驳斥的理由是否成立，不易确定，司法实践中多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这类案件。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检察机关在侦办受贿案件过程中，开始采用录音、录像等方式来记录、固定犯罪嫌疑人的口供[3]。事实上，采用录音、录像的手段将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全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不失为提高犯罪嫌疑人口供可采性的一个好办法，英国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颇值借鉴[4]。

（五）对被告人不供或翻供建立侦查证人制度。

面对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现象频频发生，从而使控方取证合法性倍受争议乃至被质疑的情形之下，在我国建立侦查证人制度，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口供等审判外证据的合法性，已显得十分必要。首先，建立侦查证人制度，是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逻辑延伸。控方不仅对实体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对于诸如取证的合法性等程序事实也负有举证责任。控方为了证明犯罪嫌疑人口供获得的合法性，固然可通过提供记录讯问过程的录音带、录像带以及被告人自行书写的自白书等方式证明，但姑且不论并非所有受贿案件都有录音、录像，即使录音、录像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仍有其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的刑事审判原则。侦查人员出庭，就程序的相关事实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这是刑事审判中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二是有利于澄清事实，揭露被告人虚假、不实之词，维护侦查机关、侦查部门的形象。实践表明，绝大部分的案件被告人庭上翻供纯系无理而没被采纳，但其翻供的事由几乎无一例外地声称是侦查人员逼供、诱供、套供、骗供所致，公诉人尽管也予以驳斥，但唯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才真正具有证明力和说服力。三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推动、促进证人出庭。证人不愿意出庭、证人到庭率低，已成为困扰当前刑事庭审方式变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无形中发挥了一种“表率”、“示范”的作用。

（六）将看守所化规司法行政机关管辖，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内部不设立审讯室，不论是否拘押审讯犯罪嫌疑人一律在看守所进行，审讯室应将审讯人员与被讯人员用物隔离，并用录像的手段将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全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由看守所将录像交法院保存。

综上所述，口供具有真实性和虚伪同存的特点，我们要正确掌握口供的内容和审查方法，了解为完善口供这是证据的效力制定规则，对切实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转变执法观念，规范办案行为，合法收集、审查证据，准确运用口供这一证据指控犯罪，防止错案的发生，保证司法公正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1]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177页

[2][台]蔡墩铭：《刑事证据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89页。

[3]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4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时采用录音、录像的记录方式。”

[4]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赴英考察报告》，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323页。

参考书目：

1、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

3、何家弘主编的《证据学论坛》第一、二、三、四期，中国检察出版社；

4、陈一云主编的《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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