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岚 ]——(2005-5-13) / 已阅16862次

（二）股东大会职能的强化
强化股东大会的职能是解决我国公司机关空壳化问题的根本对策，并有利抵御主要经营者对公司的权力侵害。
股东大会职能的强化需要有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相互股表决权的限制。
　　相互股所有，狭义上是指两个独立的公司相互向对方公司出资的状态，广义上是指三个以上的公司之间的循环出资。所有相互股的公司经营者们互相在对方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如果所持相互股能充分控制对方公司的规模，那么双方经营者的地位互相取决于对方的意思。于是，双方经营者在连任问题上相互协力，完全有可能产生永久性的经营者的控制。于是，经营者可以将真正的出资者排除，无出资者也可以间接控制自己公司的股东大会。于是，该经营者成为既不属于他人，也不向他人负责的永续性存在。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24条第2款规定：“一个公司拥有另一个企业100%以上的股份，则后者不能购买前者的股份。”该规定的出发点乃是为了避免相互持股引起的系列问题。但，该规定并未完全禁止相互持股，并未对相互股表决权做出任何限制。如A公司拥有B企业不到100%的股份，则B企业仍能取得A公司的股份，仍然会导致资本虚增，公司控制的歪曲，公司社团性的破坏等问题。
2、 自己股份表决权的限制。
　　公司取得自己股份，又称为公司股份的赎回和重购，即公司重新获得发行在外或流通在外的本公司股份的所有权。公司取得自己股份在日本称为自己股份，在英美法上称为库藏股。在法律政策上，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不但有违公司资本充实原则，股东平等原则，股份交易公正原则，而且可能导致具有反社会性的经营者永保职位的弊端，有违出资与表决均衡原则。尽管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能撤回投资是公司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但为调节资本构造，安定股市行情，防卫敌对性企业收购等目的，各国无不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容许公司回购自己股份。我国1992年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33条规定：公司非因减少资本等特殊情况，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也不得库藏本公司股票；特殊情况需要收购，库藏本公司已发行股票的，须报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1条规定：未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股份公司不得回购其发行在外的股票。《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由此可见，我国基本采取了“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模式。
　　在公司间相互持股，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情形下，公司经营者凭借其代表公司的优势地位，当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且无须经过任何委托代理手续，从而稳固其经营地位，达其支配公司的目的。戴上所有者假面具的经营者控制这种“空虚股份”，同真实股东所拥有的“真实股份”一样表达自己主张行使股东权时，就冲淡了真正股东表决权即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 经营者的地位因此往往不取决于其经营业绩，而取决于其对公司“空虚股份”的控制，从而损害真实股东的利益。公司经营者一旦控制了多数股份，不论其是否给公司，股东造成损害，公司真实股东都难以通过选任进行公司经营者的更换。显见，公司真实股东与公司经营者此时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均衡的。为防止将取得自己股份，相互持股沦为公司经营者维护公司支配权的工具，我国公司法应对自己股份，相互股的表决权做出相应限制。
　　3、 特别利害关系股东表决权的限制。
　　特别利害关系是指在与股东地位事无关时，特定股东由于该决议的结果而具有个人的利益的场合。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有特别利害关系时,该股东与代理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 我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参加公司的股东以经济利益为共同目的，为实现共同利益，公司股东按照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对公司事项决议。资本多数表决原则是股东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实行资本多数决原则不能违背股东平等原则，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在就特别利害关系事项决议时，为确保决议的公正性，应限制特别股东停止行使特别利害关系事项的表决权，以真正体现股东平等原则。我国公司法对特别利害关系股东尚缺乏规定。1997年证监会在《章程指引》中首次规定了特别利害关系股东的表决权排除制度。《章程指引》第72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参加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做出详细说明。不过上述规定仅限制关联股东对自己所持股份的表决权的行使，没有明确关联股东的代理人是否可以代理其行使表决权，也没有明确关联股东是否可以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这无疑是立法上的缺漏。并且，上述规定是由证监会制定的章程，意见，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为保证该决定的顺利实施和提高其权威性，必须及早通过人大立法将该决定纳入《公司法》。
（三）股东的直接监督制约方式
我国《公司法》第111条对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作了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害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此规定为股东提供了法律上的救济，但这仅仅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并且该措施的适用受到限制，即只有在“股东大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时，股东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单的，并受诸多限制的法律救济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同国外有关先进立法相比，则更显单调和缺乏可操作性。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是为了使股东等有诉益者的利益免受有瑕疵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损害，或在利益遭受损害后能得到弥补，以恢复和伸张法律正义而设置的一种措施和途径。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是多种的，利害关系人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机制实行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并举的模式，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制度应该在原有监事会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引进独立董事的合理因素，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以“下市”作为制裁手段，简单的迫使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并存。考虑我国的传统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吸收独立董事制度的合理因素，建立由股东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和独立监事共同组成的监事会，并充分提升监事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是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梅慎实著，《现代公司机关权力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郑若山著，《公司制的异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1页
李建伟著，《.论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完善———兼及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法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刘俊海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页
马更新著，《 独立董事制度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58、70页
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顾功耘主编：《公司法律评论》（2002年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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