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涛 ]——(2005-1-30) / 已阅6172次

期待从“执行黑名单”迈向信用档案

杨涛


“行贿黑名单”、 “企业信用黑名单”、 “驾驶员黑名单”…….一夜之间，各种“黑名单” 仿佛梨树开花一样，遍地都是。这不，人民网12月14日又报道称，针对每年高达250多万件的执行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拟设立“执行黑名单”并向全社会公布，让故意赖债者成为“过街老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寸步难行。
设立“执行黑名单”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在当事人自愿履行法院判决低，法院强制执行工作量日渐加大之下的产物。据介绍，1993年，法院判决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约占30%；1998年，则猛增至42%；2003年，又涨至52%。法院执行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而在这种现状的背后，则反映了社会诚信度的普遍降低。面对这种现状，最高法院希望设立这么一个“执行黑名单”系统，并希望通过这个系统与银行征信系统的链接，并借助与工商登记、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建立的联动机制，最终形成一种执行威慑机制，使被执行人为其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付出沉重代价。
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建立“行贿人资料库”到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执行黑名单”，反映了有关方面在打造诚信人格，重建诚信社会的一种探索和努力。这些探索和努力在实践反映来看，是通过建立一定的制度的约束和惩罚不诚信行为，引导人们诚实守信、遵守诺言，有一定成效也是具有可行性。
但从各种“黑名单”的相继出台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各种名目的涉及信用方面“黑名单”太多、太滥，各行其是，使人们眼花缭乱，不利于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促进社会效率。二是一些“黑名单”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是一些部门自己在对其相对人设立义务，因而尽管有时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也会因其程序或实体上的瑕疵及法律依据不足，让人质疑。然而，如果各种“黑名单”对不诚信的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和某种惩罚的话，这种所谓的名单也就没有什么力度。如“执行黑名单”本身并不对其他部门具有约束力，要使名单上的人在贷款、消费、注册新公司、购买车辆、购地置产、承揽工程、经营贸易、出境上受到限制，取得成效，必须要得到银行工商登记、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的支持、配合和法律的允许。三是上各种“黑名单”的人大多是由设立“黑名单”的部门自己来决定，缺乏中立的听证程序和不服记入“黑名单”的公正的申诉程序。上面几个问题都会给我们重建诚信的努力打上折扣。
西方国家的信用档案经验对于今天我们重建诚信颇具价值，值得借鉴。西方的信用制度已经有150年的历史，较为成熟，信用档案已成为西方人的第二身份证。如美国在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方面，不仅有完善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机制、规范的个人评估机制、严密而灵敏的个人信用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系统，而且有完善的法律体系。
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一种公民和企业的“信用档案”，对公民和企业的纳税状况、守法状况、财务管理状况等进行严格登记，准确地界定各种不诚信的表现，及对有这种行为的人今后在各种场合将会受到的限制（如严禁有不诚信记录者担任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管理人员等）。这种“信用档案”必须有专门的部门管理，要求将某种行为作为不诚信的表现列入“信用档案”的部门要事先提出申请，而相对人也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和不服进行申诉的权利。这样才有利于整合所有的资源，共同来重建诚信社会。
我们期待，通过设立一个个“黑名单”，在有关部门的努力推动下，在不断地积累各种经验的基础上，在不久的将来，能设立一种针对公民和企业的“信用档案”，让诚信的理念逐渐走进千家万户。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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