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2-2-16) / 已阅4254次

从裁判理由看，原文作者认为“黑中介”行为中，敲诈勒索的行为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制造“交易”行为——对方基于交易约定规则给付财产——行为人采取威胁手段——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财产——对方遭受财产损失。这种行为的本质仍是通过胁迫手段使被害人基于恐惧处分财产，与一般的敲诈勒索并无实质不同。显然，原文作者对案件事实的认知，脱离了实际。所谓制造“交易”行为，所谓合同幌子，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显然，双方是存在房屋租赁交易行为，一方收取房租，交付房屋，一方支付房租，入住房屋。虽然行为人早有预谋待租客入住后，不久就会采取“电话威胁、上门骚扰、更换房间密码锁”的方式，强迫租客交纳物业费、取暖费、中介费等额外费用。但是，这种采取软暴力强迫对方交纳额外费用，目的仍然是强迫租客接受高价租赁房屋，不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特指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的占有。本案强行收取额外费用，明显是以双方房屋租赁合同为基础的。因此，采取软暴力强迫交纳额外费用，仍然属于强迫交易性质。这是其一。租客退租后不返还剩余租金的行为性质。在租客退租后，行为人为了不退还剩余租金，即使有威胁、辱骂、胁迫、恐吓对方的行为，这些都没有直接获得财物。因此，不构成任何侵犯财产犯罪。行为人所取得的剩余租金，是基于租赁合同，由租客先前自愿支付的。由于租客已经入住了一段时间，需要支付入住时段的租金。双方解除合同后，行为人拒绝返还剩余租金，采取胁迫、恐吓手段迫使对方放弃剩余租金，等同于强迫对方接受房屋入住时段较高的租房价格，仍然是强迫交易性质。这是其二。显然，本案的“黑中介”行为，从事实、从证据看，仅能证明强迫交易罪的成立，不能证明敲诈勒索罪的成立。原文作者未仔细研究案情，对案件事实把握不全面、不客观，以偏概全，定性错误。尤其是在被告人及检察院先前的起诉书提出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固执己见，第一正确的心态，根深蒂固。
法条明示，侵财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然而，有自作聪明的学者，对财物作扩大解释，将财物解释成为财产性利益。这不是什么扩大解释，而是彻头彻尾的类推解释。许多人都被教义学和教义学学者忽悠瘸了，错把谬论当真理，盲目追随。在我国97刑法立法时，财产性利益和财物，就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客观事物。因此，立法选择犯罪对象时使用了“财物”，没有使用“财产性利益”，就是明示大家，侵财罪犯罪对象仅限财物，排斥了财产性利益。原因是，财产性利益即使被侵害了，通常具有其他救济途径，不具有侵害财物的紧迫危险性，将之纳入民法调整范畴更为妥当。原文作者将所谓的“处分财产”作扩大解释，将放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视为处分财产，并造成了财产损失。这种论证，用语概念已经错乱了。这里所谓的“处分财产”本身就不是法律，而是学术用语，何谈成立扩大解释？所谓放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视为处分财产，并造成财产损失，更是主观臆测，没有事实依据。实际上剩余租金，是租客先前早就支付给了行为人的。租客被迫放弃返还请求权，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处分财物，没有直接造成租客财产损失。要说造成财产损失，实际是最初支付房租时造成的。所以，原文作者论证敲诈勒索罪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误解事实、误解法律的过程，经不起推敲是必然的。
本案刘康等人作案时间从2016年11月至2017年9月，11个月的时间内，犯罪总金额约30万元，平均每个月仅3万元；共有25名被害人，即使不考虑入住房屋应支付的租金，每名被害人经济损失平均为1.2万元；平均分摊到每名被告人头上仅有4万余元。可见，本案“黑中介”行为，谈不上与交易价格相差多么悬殊，谈不上违法所得金额有多么大，更谈不上以强迫交易罪处罚会明显偏轻。强迫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也可以判七年。综合本案犯罪事实、情节，改变定性后，显然加重了各被告人的刑罚。


作者简介：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肖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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