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根 ]——(2004-10-12) / 已阅22454次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把减刑分为可减和必减形式，有其明确的法律用意；为确实保障减刑质量，防备可减风险，建议设置减刑的撤消程序。可减的适用是司法机关以罪犯服刑表现为悔罪或者立功为根据的，这在行刑阶段是唯一可行的做法。运用刑法连续性缩减，引导罪犯的良好社会行为，贯彻了行刑预后思想。必减是法律的硬性要求，可减是选择性法律行为，那么可减的适用就可以考虑有条件地撤消或局部更改。比如罪犯在减刑后法定期间内严重违规或犯罪的，足以表现罪犯确无悔改，或者减刑依据没能真实反映罪犯悔改程度，针对此，合理运用刑罚并适当加以变化，会使法律适用更加严谨。对减刑的撤消，国外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供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721条规定：“在给予减刑的年度时，被关押的罪犯具有不良的行为，在征求了刑罚实施委员会的意见后，刑罚执行法官可以全部或部分恢复被减掉的刑期”。
另一建议采取“减刑合同制”——罪犯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减刑条件的，监狱按规定给予呈报，人民法院在宣判裁定的同时，附带合同，倘若罪犯违反合同的规定，则监狱有权建议取消其所减刑期，从取消之日起合并执行原来未执行完毕刑期的一种制度。对监狱而言，实质是为监狱增加撤消罪犯减刑的建议权。
在我国可减刑设置相关救济性程序有其积极意义。具体设计：（1）根据5年至10年徒刑犯的不同减刑间隔期，把减刑宣告后的3个月至半年定为减刑考察。在此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依法撤消或变更可减范围内的减刑裁定。（2）可减措施不宜在罪犯接近释放时适用，应当考虑为行刑机关留足减刑考察期。（3）撤消减刑的条件是罪犯有严重违规和犯罪行为，引起变更减刑的根据为该犯在季度考核中综合得分低于罪犯分数的平均标准。（4）在减刑实际操作中，撤销可减裁定可侧重于5年以下的短刑犯，变更可减裁定的做法侧重于长刑犯，以此形成法律缓冲。
（十六）改进现有百分考核的计分方式，改变用数据反映绝对公正或者作为评定罪犯悔罪表现的唯一标准；应通过对数据的合理理解和运用，反映相对的公正，作为罪犯悔罪的主要评定体系，建议考虑采取多种考核方式，在一定量化的基本之上，行刑机关保留综合评定的权利，是防止减刑考核形式化的有效措施。
（十七）从理论上分析，申诉不减刑是成立的。罪犯是否认罪服法是其权利，申诉是法律赋予其权利正当行使的方式，并且无悔罪有立功行为者不影响减刑。
刑事法倾向于对罪犯申诉权的保护，在减刑条件上作了重大让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对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应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当一概认为是不认罪服法。”
把减刑与申诉彼此分开，作为互无关联的两个制度加以考虑。对申诉中的罪犯不予减刑，是因为其在申诉的同时，有公开抗拒改造、严重违规行为，构成其他事实依据；或罪犯在申诉中诬陷、诽谤他人，经查证属实，构成其他事实依据，都不是因为申诉本身。因此，申诉与减刑并不矛盾。
（十八）有期徒刑的罪犯因法定原因监外执行或保外就医，变更了刑罚执行方式，未改变刑罚实质内容，因此，监狱对其中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可以适用减刑。不同之处是，根据监狱法的规定，有期徒刑的减刑是监狱具有减刑建议权，而监外执行的罪犯主要是由公安部门监督管理，针对这一程序变化，立法及司法解释应作相应规定。这是减刑制度亟待完善的问题。
（十九）减刑制度应逐步与联合国的规范接轨。例如，《东京规则》规定：“应力求在罪犯的个人权利与受害者的权利和社会对于公共安全和预防犯罪的关注之间达到妥善的平衡”。我国的减刑制度在此方面仍有一定的缺陷，应当在考虑社会安全、罪犯改造的同时，“考虑受害者的利益的征求受害者的意见”。
（二十）各执法环节应当紧密配合，理顺工作程序，避免互相扯皮，促进减刑工作的正常开展。该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必须给监狱的监督改造的罪犯教育工作带来积极的影响，为有利地促进监管秩序稳定和罪犯改造工作发挥其应用的功用。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王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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