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明学 ]——(2004-8-24) / 已阅18856次

因为只有大约半数的成员参加总统选举，减去 8，000，000
劳联---产联的实际投票数 8，000，000
民主党得票所占劳工选票比例
（8，000，000X70％） 5，600，000
共和党得票所占劳工选票的比例
（8，000，000X30％） 2，400，000
从民主党得票所占比例中减去共和党
所占比例，得到民主党从劳工集团的净得票数 3，200，000
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德国工业联合会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及保守的政治家们有悠久和密切关系。工商利益给基督教民主党人提供巨额财政支援，相当数量的联邦议院议员同工商业有密切联系。” 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会则以政治路线划分为社会党工会，共产党工会和基督教工会。
对于日本自民党来说，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是财界团体。自民党与财界有着传统的联系。在二战前，财阀的解体，使财阀与保守政党的正式关系终结，但它们之间依然有密切的联系。财阀解体后，日本经济界又很快开始新的组合，并在不久之后形成新的财界四团体。 1955年自民党的成立可以说就是财界的一大政治杰作，因此，自民党从开始就以财界四团体为自己执政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利益集团除向政党提供支持外，各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当然，这种竞争并不是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主要在于更有力地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充分实现本集团的利益。
智囊团在政治竞争中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智囊团又称思想库，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半官方的和纯民间的。其主要职责就在于为政治首脑提供政策咨询，制定出最受选民欢迎的政策，使其在政治竞争中占居优势。此外，在美国，还存在一批竞选咨询专家，他们与智囊团的区别在于，不是向候选人提供政策服务，他们也不一定认同候选人的政见，而是为候选人提供最准确的情况，为其塑造最佳的形象，拟定最有效的竞选方式。竞选咨询专家都是来自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通晓社会学、心理学、领导学、统计学、美学，通晓电脑、电视新闻制作以及广告设计。他们以此为职业，在竞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本质、特色及影响
（一）西方政治竞争体现了“寡头统治”的本质
一定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一定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西方政治制度亦是如此。西方政治竞争，无论是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都是不涉及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实际上仅仅是维持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一种策略而已。从表面上看，西方政治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使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垄断政权，总是在在朝与在野之间来回摆动。这种轮流执政，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至少获得了对政府的选择权，有权利选择他们较为满意的人和集团上台执政，并把他们不满意的人和集团赶下台，毫无疑问，轮流执政有助于防止某一集团垄断政治，从而避免出现“寡头统治”的情况。但这是从微观上说的，从宏观视角看，轮流执政只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对于整个统治集团来说，任何集团执政都一样，都是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寡头政体并不是把政权经常保持在同样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典型的“金权政治”、“财阀政治”。从法理上说，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哪怕是工人阶级政党）都有同等的权利竞争行政首脑职位，成为执政者。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竞争的，除了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对小党进行限制外，主要还在于西方民主政治是以金钱为基础的。“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竞争是一种金钱的竞争丝毫不为过。“通往白宫的道路需要黄金来铺筑。”“没有钱什么希望也没有，即使你天生就是做总统的材料。” 金钱既可以使一个人夺取政权，也可以使一届政府垮台。试看美国总统的竞选经费：
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60万美元。
1972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240万美元。
1992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亿美元，克林顿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3亿美元。
2000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8亿美元，戈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2亿美元。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治权力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由其经济地位决定，政治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天国的生活”和“彼岸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一，有效地将体制外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纳入到体制内，给他们一个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大大地缓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大对立的阶级，其矛盾不可调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比较尖锐，所以他们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极端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注意到，在必要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可在议会之内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里，关键在于工人阶级对普选权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意义。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在英国，普遍权的实行和大陆上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还指出：“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日趋完善和军事机器超常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在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意义时，恩格斯写道：“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1892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即是说，使我们处于革命中的最有利地位。” 实践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组织，它们不仅参与全国竞选，而且有的进入政府参与执政。如法共从1744年起连续参加5届联合政府，8位领导人出任部长副总理，其中1946年大选获票500多万张，为法国第一大党，1997年又有三人进入若斯潘政府。在意大利，共产党（1992年改名为左翼民主党）是最大的反对党。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后共参加7届政府。尽管1947年以来意共被排挤出政府一直处于在野地位，但它在选举中一直得票第二，仅次于天民党。不仅如此，意共还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地方政权，掌握了一大批群众组织和一批企业，成为意大利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总之，在西方社会，体制外的政党不是遭到“残酷打击”，“无情镇压”，而是被有效地纳入体制内，与资产阶级一起竞争政权，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二，执政党与反对党并非势不两立，而是遵循合法反对原则，在宪政体制内和平共处。
所谓合法反对，指在不危及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反对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并有权依靠合法的途径，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反对执政党及其政府，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合法反对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在执政初期，由于确定不了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的政治风险，曾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拒不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更谈不上承认合法反对原则。人们对反对派充满了厌恶和敌视情绪，担忧它为制造分裂和混乱，危及国家。1704年，英国政治人物查理·戴维纳特认为，“那些被认为接受了法国贿买的人以后组成政治反对派”，在这里，“反对派”成了“里通外国者”的同义语。国王乔治二世则把沃尔波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称为“流氓”，“无赖”和“自高自大者”，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限制。 在美国，1798年，联邦党人亚当斯政府专门针对共和党人颁布了号称美国历史上针对政治活动的一项最有镇压性的法令---惩治叛乱法》，根据这一法令，许多共和党人身陷囹圄，甚至在连任竞选中指责联邦派政策的国会议员亦未能幸免。总之，在美国建国之初，合法反对原则并没有得到承认。“共和党人在野的时候，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而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也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反对党。” 反之，联邦党人亦然。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一、二百年的政治实践之后，资产阶级终于发现，在承认和服从现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并参与政治事务，并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政治风险，相反，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如1822年英国一家权威性刊物《季度评论》所说：
一个能干的反对党存在的必要，……仅次于内阁的存在。尽管这一团体是自封的，难以得到宪法的书面承认。反对党必须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它必须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们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
于是，在英国和美国，合法反对原则率先得以确立，随后，又在法德等西方国家发展开来。
在传统社会，由于不存在合法反对原则，因而反对集团不得不采取宫廷政变、暴动等阴谋手段夺取政权。而统治集团也往往把反对派看作政权的最大威胁，并利用掌握国家政权的优势，采取种种办法压制、打击和消灭其他的集团。执政集团“随时要提防着觊觎他的权力的可能的政敌，经常把大量的时间投入维持权位的权力斗争中去，甚至国家政治体制的设置也围绕着有利于执政者保持政治权力，以政治控制为体制配置和变迁的主要依据。” 相形之下，现代社会把反对者从阴谋家变成了可接受的持不同政见者，把充满恶意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敌对转化为在朝或在野的，日常的，可容忍的对抗。这无疑更为经济、安全得多。
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之三，执政党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运作。西方政党的最大功能似乎就是夺权而不是执政：一旦竞争胜利，上升为执政党后，其作用反而下降，所谓的执政党实际上起不到执政的作用。执政党的意志主要是通过本党领袖的政务活动渗透到行政机关的职能中去。执政党无论权势多大、威望多高，都不直接介入政府的决策程序和政府的实际运作。政党领袖作为政府首脑，他们独揽行政大权，自主决定政府的一切大政方针，各部门的事务，不受政府之外的任何机构的指挥，控制和干预。也就是说，政府的运作和政党的运作是分开的。政党没有被纳入政府运作的程序之中，它是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不介入政府内部事务。总之，这种党政分开的体制不仅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而且保证政府发挥独立行使权力的作用，避免了双重领导和政出多门的现象,有利于国家机关及官员队伍更加精练和提高工作效率，也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和便于对它进行监督。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影响
西方政治竞争不仅对非西方社会而且对整个世界政治发展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近二百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就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断扩张的历史。如亨廷顿所说，“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 以西方为中心，不断向外衍射，是近现代民主发展的特点。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对其他文明产生强劲的冲击波，主要缘于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它提倡个人理性的张扬，强调个人优于集体，反对集体对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进行压制，这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竞争体制，但总的说来，它们仍然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摹本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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