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峰 ]——(2004-8-9) / 已阅34104次

2．被遗忘的股东会决议的程序问题——A公司的公司章程变更公司法关于表决程序的规定是否有效？

　　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C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变更公司法关于表决程序的相关规定是否有效？法院也没有主动对与此相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和认定。

　　C公司2000年7月15日修改的公司章程第四章规定：股东会依据《公司法》及本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股东会的所有决议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方为有效。这实际上变更了公司法中对于表决程序的规定。本案两审法院都没有对C公司公司章程中的表决程序的规定的有效性作出认定。

　　公司法规定的有限公司的表决程序可以分为普通决议的表决程序和特别决议事项的表决程序，普通决议的表决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第三十九条），而对特别决议事项，包括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另外公司法还规定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应经全体股东过半数的同意。鉴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和人合结合的特点，公司法在规定有限公司的表决程序的时候区分不同的表决事项，设计了三种表决程序。其中，公司法将除了特别表决事项和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其他表决事项的表决程序留给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法针对不同的表决事项采用不同的表决程序，目的在于使那些对公司运作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在更加审慎，得到更大持股比例得股东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实际上体现了在重大事项的决定上保护相对少数的股东话语权的立法精神，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公司僵局的发生。股东一致同意的表决程序固然体现了绝对的股东民主，但是股权比例占优的股东的控股地位被虚置，持股比例与表决权分离，易使公司陷入股东相互掣肘的僵局之中。

　　公司法对表决程序的规定是否属于强行法性质，变更这些规定的公司章程是否有效，抑或是因与现行强行法相抵触而部分无效呢？传统的观点认为对公司法律规范可以进行强行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的划分。对于授权性规范，允许公司章程变更或在法律划定的框架内具体约定。但是现实中经常出现的争议是公司章程对公司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进行变更（本案C公司的公司章程即属于此种情况），这就引发了所变更的法律规范的性质究竟是属于强行性规范或是授权性规范，划分的标准又如何确定等问题。另有学者提出公司法的规定本无明显的强行性规范与授权性规范的樊篱 ，倘若存在这种显然的区别的话 ，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关系也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正是因为法意不明，才使研究这一问题有了必要和讨论争鸣的空间。

　　本案中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中包括增资的事项，属于公司法规定的特别表决事项。增资分为两种情况：有新股东加入的增资和原股东的增资。增资的必然结果是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并且可能导致公司股东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本案中，增资稀释了A公司在C公司中的股权比例，股权比例从原先的70％下降到40.8%，失去绝对控股地位。本案中C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增资的提案进行表决，在公司只存在两个股东——A公司和B公司的情况下，C公司的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所有事项都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方为有效与公司法要求的特别事项表决程序（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在通过条件上没有实质的的差别。但是两者体现出迥异的表决规则——不再区分表决事项的类型，实际上即所有的事项都必须得到出资双方的一致同意才得以通过，实质是在表决中以“股东一致决”彻底排除了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适用。

　　一种观点认为，有限公司毕竟不同于资本结合属性占主导地位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很多方面应体现更强的股东合意。也有观点认为，这只是在股东对此均无异议时问题隐而未现，事后大股东以此为由，主张表决程序违反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而无效时，公司章程中的约定能否对抗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似乎又演化成——事后是否允许其提起变更公司章程的诉讼呢？

　　本案中法院之所以认为C公司的股东会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的表决程序通过的决议程序合法，可能也是考虑到如采用公司法规定的三分之二表决权通过的表决方式，在A公司占70％股份的情况下，实质上排除了B公司的表决机会，不利于保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法的表决程序设计在纷繁的公司实践中缺乏灵活性，固守法定表决方式可能导致“一股独断”，在本案中三分之二表决权通过的方式显然不是C公司理想的设计方案。反观C公司章程，股东一致同意通过的约定体现出大股东A公司对表决权的自愿限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B公司入股的信心和参与C公司经营的热情。法院认定C公司的股东会议程序合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实践模式。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数量是2－50之间的变量，各股东的持股也可以是任意的比例，可以想见，适用公司法规定的表决程序可能出现本案中C公司的问题，也可以预期新问题的出现 。有人主张此问题的解决应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来进行。问题在于在法院对变更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章程的合法性有效性作出认定前，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效力如何界定呢？笔者赞同我国公司法应在表决程序问题上借鉴外国公司立法经验，增加授权性条款的，建议允许有限公司在特殊的情况下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其他的表决程序，同时要求在章程中记载变更的原因。如此操作，一般情况下公司章程直接采用公司法的表决程序，节省股东设立公司的设立成本，符合公司法的制度设计的初衷。同时授权条款保证在作出特殊约定时公司章程的有效性，章程记载的变更原因也便于事后发生相关纷争时法院进行司法审查，节省诉讼成本。

3．股东请求股东会决议无效而提起的诉讼，应列谁为被告的问题

　　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股东参加股东会并就有关事项进行表决，是否同意体现了各股东的意志，但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而通过的决议则体现了公司的整体意志而不再是各股东的意志，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效果只能归属于公司本身。请求股东会决议无效而提起的诉讼，应列公司为被告。在确认被告的问题上，本案一审法院的上海市高院的处理意见大体一致，均认为此类诉讼应以公司为被告提起。

4．股东请求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或者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是否属于行使撤销权？

　　所谓撤消权，是权利人以单方意思表示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效力的一种权利。撤消权的行使，可于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时发生，也可于显失公平时发生。依通说，撤销权属于形成权。形成权权利人依自己的意思表示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内容变更或消灭。而撤销权属于其中使法律关系消灭的形成权，又称为消极形成权，典型形成权。 股东请求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或确认决议无效，目的就是使原决议中确认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因而属于撤销权。同时此项权利的行使，股东须提起形成之诉，而由法院作出形成判决，有属于学理上的形成诉权 ，区别于单纯形成权。 也有观点认为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股东须提起确认之诉，与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区别在决议的瑕疵的严重程度不同。 笔者认为对决议的瑕疵严重程度进行细分现实意义不大，因为所谓决议存在严重的瑕疵，当然无效的结论依然需要以“起诉——判决”的诉讼模式由法院来确认，且在法律效果上，与形成之诉相同，均为消灭原决议确认的法律关系。

5．股东撤销权行使的期限问题

　　存在法律瑕疵或违法可能的股东会决议，并不当然使决议中确认的法律关系归于无效，相关的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同时，只有通过法院的裁判才能确定相关法律关系的最终效力。为了促使利害关系相对方尽早的行使权利，使法律关系恢复稳定的状态，法律特别限制了股东撤销权的行使期限——除斥期间。与请求权行使期限法定限制诉讼时效的普通时效为两年不同，我国法律没有对撤销权的除斥期间的一般规定。就某些撤销权，规定了具体的除斥期间起算时间 ，或是规定与相对方当事人催告后逾期未行使的，权利消灭，如《信托法》第十二条第三款。对于股东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权利，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明确其性质为撤销权，也没有相应的除斥期间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1个月，另有国外立法例可以借鉴 。赞同股东会决议的契约性质的学界和实物界人士认为：股东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限应该适用可撤销和无效合同的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即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或者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撤销权消灭。但是因为在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问题上，契约主义的观点并不能涵盖和解释股东会决议的所有法律特点，这种观点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没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的《征求意见稿》与上海市高院的《处理意见》中都规定股东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60天，起算时间为公司股东会议结束之日。逾期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是法制度设计上的暗合还是法律移植借鉴的产物，笔者无从查证。但60天的不变期间的规定，一方面意在督促股东行使撤销权，尽快恢复经股东会决议设立或变更的法律关系，保护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另一方面，在股东对股东会的召开并不知情且在会议结束60日以后才发现自己的股东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法院不受理股东的撤销权之诉使之失去了得到法律救济的机会。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区别股东会会议通知等程序性瑕疵与决议内容违法等实体性瑕疵。对程序性瑕疵和实体性瑕疵规定不同的除斥期间，同时采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的起算时间，受理股东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起诉。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修改草案》中对股东因股东大会的程序性瑕疵而行使撤销权规定了3个月的除斥期间，而对股东因股东大会决议的实体性瑕疵行使撤销权没有明确规定除斥期间。公司法是否会区别股东会议程序性瑕疵和实体性瑕疵针对撤销权行使的不同原因规定不同的除斥期间，对此还要等待公司法正式修改颁布后才有答案。

6．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的认定

　　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的认定在本案中具有重要意义：

1）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问题可能影响股东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的适用。
2）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的认定影响法院对陈某的行为是否适用合同法第61条的自己代理的规定。公司法61条，

　　公司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对A公司而言，陈某参加C公司6月8日的股东会的法律身份有三，一是 A公司的财务总监，二是A 公司的代总经理，三是A公司的股东代表。参加6月22日的股东会时陈某有四重法律身份 ，除6月8日的三重身份外陈某还成为了C公司的新增自然人股东。按照法院审查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参加C公司的股东会时，陈某是以A公司代总经理及股东代表的身份出席并在决议上签字并加盖A公司的公章的。A的代总经理身份吸收了其A公司的财务总监的身份，对C公司而言，从6月8日到6月22日，陈某不是A的财务总监而是代总经理，陈某从具有双重法律身份到三重法律身份混同。

　　身份的冲突是利益冲突体现，在C公司增资的过程中，A公司的股权比例下降，失去了绝对控股的地位。陈某是增资后的新股东之一，且A公司没有明确授权陈某可以新股东的身份入股。那么陈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公司法61条规定的自己代理？陈某参加C公司的股东会并在决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否可以归入与A公司“签订合同”或是“交易”？从纸面理解，交易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合同的行为，本案中陈某以C公司增资的新股东的身份与C公司的原股东A公司的股权代表的身份显然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参加C公司的股东会并在决议上签字是否属于“签订合同”或是“交易”，从一般民事代理的视角分析，陈某的行为是典型的自己代理属于滥用代理权的行为，除非得到A公司的事先特别授权或者事后对陈某自己代理行为的追认，其代理行为应为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虽然本案中的陈某的代理行为是商事代理而非一般的民事代理，但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应适用民事代理的一般规定。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鉴于A有限公司董事会在事实上运行已经不十分正常，王某将权力转委托陈某是合理的。因此C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是正当的，王某此时仍应有权转委托陈某参加C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诚然，在不考虑陈某的自己代理行为的情况下，转委托行为可能有效，但是在陈某在利益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作出的自己代理行为，转委托即使有效也无法取代特别授权的作用。法院审查并在判决书中着力论证了转委托有效的法律和事实依据，而没有对陈某的自己代理行为进行认定。笔者认为，对转委托效力的认定与对陈某自己代理行为的认定是两个法律事实的认定。无疑这两个事实的认定对C公司股东会决议有效性的认定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不能不说是法院审判中的一大疏漏。

　　股东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与公司章程的性质确有相似之处，不妨借鉴学理上对公司章程的分析。一般认为，公司章程具有以下几种的性质：一、自治法性质。依此观点，权利可以放弃的理念应该足以解释和支持股东的意思自治。二、契约性质说。公司是管理层和投资人、公司雇员、债权人签订的一系列的合同。三、宪章性质说。 社团之章程为社团之宪章，系社团组织与实现其目的之准则。

　　股东大会决议是持有法定比例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就特定事项所作的集体意思。股东大会决议一旦有效作出，即被拟制为公司的意思，对公司全体股东、经营者甚至未来加入公司的股东具有拘束力。股东大会决议原则上仅形成或变更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并不自动创设公司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股东大会决议从性质上看，是公司的意思。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行为是股东们的共同行为。 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即使部分股东对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表示反对，公司法同样将股东大会的决议拟制为公司的意思。一般而言，股东大会决议不同于要求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契约行为或合同行为。因为对股东决议表示反对或弃权的股东在决议生效后仍然要受决议的约束。而且对于上市公司，股东人数众多，变化更替频繁，更淡化了股东大会决议的契约性质。与股东会决议相比，股东大会决议在表决程序上更彻底的贯彻了资本多数决原则，而股东会决议在坚持资本多数决的同时，也鉴于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和资合性质在特殊情况下适用“一股东一票”的表决方式。对于有限公司而言，特别是在股东一致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股东会决议具有契约的表象，即作出意思表示的股东同时也受生效的股东会决议的约束。股东会决议在一些方面确实符合合同的法律特征，比如说均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也都发生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效果，但是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上来看，决议的内容并不局限于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划分，还可能包括公司经营、投资、劳动报酬、管理人员薪金等一系列问题。发生效力的股东会决议并不仅仅约束股东，决议的效力还及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显然，股东会决议在效力范围上又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

　　本案中原告A公司认为股东会决议具有契约的性质，在理论上确实很难自圆其说。认为股东会决议具有契约性质，A公司的目的可能在于为了证明陈某的行为构成《公司法》第61条规定的自己代理。公司法61条，公司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这属于公司法上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信义义务和法律责任问题，本文囿于篇幅，不再赘述。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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