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超峰 ]——(2004-5-6) / 已阅46151次
（2）客观方面：当然上述现象只是个别现象，总体上来说，国家和政府对六合彩犯罪活动还是高度重视的，也采取过相当措施来加以控制，但在客观上的却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首先由于乡村地区一般比较偏僻分散，而政府管辖的范围比较广阔，因此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就相对薄弱，而彩民之间因买彩而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当出现抓捕行动，彩民会互通情况，相互掩盖，规避制裁。
其次，对“六合彩”的调查取证难度大，由于六合彩上下线庄家之间采取单线联系，活动隐秘且上线庄家、幕后老板多在港台地区遥控指挥，一般很难查获，查获的仅是六合彩的下线庄家，难以堵住六合彩犯罪的源头。
（六）法律法规滞后，在适用时存在难点，依法惩处力度不大。
目前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就是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滞后，对于利用“六合彩”进行赌博的定性不明确，实践中一般把它归到赌博罪。《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赌博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但《刑法》对赌博罪没有明确量刑标准，不论涉嫌数额多少，一律处于三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这样的制裁力度远远起不到阻吓犯罪、警示民众抵御暴利诱惑的作用。更何况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规定的刑罚还要再打折扣，因为存在各种因素，犯罪人员往往可以得到从轻论处，甚至是缓期执行。例如在汕头市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全省最大的“六合彩”赌博犯罪案件中，３名台湾籍主犯仅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０个月。而按照另一项有关规定，农村户口的人在本地区（县以下）违法不能送劳教，而农村恰恰正是“六合彩”赌博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从而使涉案的相当一部分赌头特别是代收注人员（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逃脱了有效的处罚。在法律无法为公安部门提供利器的前提之下，不少职能部门只能对大多赌博犯罪人员采取罚款放人，再犯再抓再罚。法规的不完善导致了对赌博犯罪行为的处罚过轻，法律不能起到对犯罪活动应有的震慑与控制作用，打击工作事倍功半
（七） “六合彩”的组织结构易于繁衍，现代的银行结算方式和通讯手段为“六合彩”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条件。
“六合彩”采取类似传销一样的金字塔结构，大庄家发展小庄家，小专家发展下线，没以及可提取5%至10%的抽成，有些小庄家在傍大庄家接单之后，把“彩民”下注额少的单子截下，只把大的拿给大庄家，从中渔利。这样一来原来的参赌者照方抓药，也做起庄来，再诱人上钩，受骗者变成骗人者，逐渐扩大繁衍开来。
同时现代的结算方式和通讯手段也是“六合彩”迅速发展的便利条件之一。
四、六合彩犯罪的预防与对策
首先，要深入基层，动用全社会的力量，加大对彩民教育宣传力度，揭穿六合彩的致富假面具，使得彩民从内心认识到六合彩的危害性，通过宣传教育，将群众引导到合法致富、勤劳致富的观念上来从而形成自觉抵制六合彩的良好氛围。同时创立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其次，要加强思想认识，强化打击意识，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同时清理整顿内部队伍。提高对六合彩赌博的认识，端正打击态度，对打击六合彩赌博不力的单位和部门应加强整顿教育，对于党员、干部参赌的，要严肃处理。坚决打击保护伞，严肃惩处由六合彩引发的腐败违法犯罪活动，严明法纪。
再者，在打击六合彩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要注意运用方法，采取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要重点打击庄家、赌头和制印彩报的首要分子，而对广大彩民，要立足于教育。在目前没有新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对直接组织、操纵、收付赌资的庄家、赌头以及为庄家、赌头代为“收码”、“记码”的骨干人员，其行为符合《刑法》有关条款构成赌博罪的一概罪予以处罚还不构成赌博罪的可按《劳动教养条例》强制劳动教养；那些偶尔参赌人员，原则上予以教育，不予处罚；对那些长期参赌且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仍继续赌博人员亦可按赌博罪量刑；对那些再卖彩票中“吃码”的“黑庄家”，骗取参赌人员投注款不予以赔款甚至卷款潜逃的，可按诈骗罪予以惩处；对长期参赌的对那些印制、销售“玄机图”、“仙人送码”等“六合彩”赌博宣传资料的，可按非法经营罪论处。对涉及“六合彩”赌博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予以党纪、政纪处罚，触犯刑法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要尽快出台行之有效、便于操作的司法解释，确保打击犯罪有法可依。
五、由六合彩引发的思考
六合彩在部分地区的如何得以盛行，它留给了我们不少值得思考的地方，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就是当前日益严峻的农村发展问题。
六合彩的横行，暴露了当前农村存在不少棘手问题，如当前农民增收缓慢乃至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农民增收致富项目途径匮乏，农村失业情况严重、大量劳动力闲置，农村贫困现象及不平等状况严重，同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仍严重滞后，这也是产生六合彩的真正根源。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最易受到伤害、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不少官员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职，往往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比如，不少官员把村民自治搞不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缺乏民主意识”；说农村税费难征缴，归罪于“农民是刁民”；城市出现脏乱差等问题，不少市政官员将其归因于“农民工或农村流动人口”。但是，他们却很少去反思自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奉献基础上。当我们城里人在讨论“轿车进家庭”、“假期出国游”的时候，是否想到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撑着我们城里人的生活提前“与世界接轨”？当我们看到我国经济增长居全世界首位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我们的农民兄弟每年无偿奉献2万亿元人民币给国家？我们有多少人想真正去知道和了解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呢？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著名学者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所发出的震撼人心的呐喊，书中用让人感动得流泪的事实，诉说了农民生活的贫贱困苦、农业发展的举步维艰和农村事业所面临的破产，在书中他以求实的学术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向世人发出了要从政治危机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农村问题警示。
最近，由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这篇报告文学一面世，即引起巨大反响。《中国农民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除了客观、全面的报道外，也昭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正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所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形事政策，因此治本之策，国家应加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并落到实处，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利益的保护力度，拓宽农民就业致富的途径和门路，积极创造就业机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民负担，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农村各项改革。
同时要加大基层组织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控制作用，并大力推动农村的精神文化工作，通过“三下乡”等活动，创立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同时动用各种力量大力宣传政策、法律及其他科学知识，引导村民过一种健康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从而达到从根本上预防和控制六合彩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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