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志国 ]——(2004-4-17) / 已阅34091次

（2）扫除政治和经济性障碍，培育法治根基和土壤。对分利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权异化的消除是根本性的措施，以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为法治文明鸣锣开道。利益新领域的开拓、现实利益的保全和规范化的逐利必然加大了对法律规范的需求，政权异化的消除与法治的实现是息息相关的，只有消除政权异化才能扫清法治的权力障碍和束缚，只有进一步实现法治才能巩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除了提升民众的法律参与意识，还要扫清群众参与的障碍。健康的政治经济结构与法治的结构是同质的。
（3）加强法律制度本身的建设，为健康的法律意识的生成和巩固提供制度层面的保证，实行意识与制度并举策略。我们的法律体制必须扭转其作为政治体制依附的局面，实现司法体制的自治是有效途径之一。法律不应成为党政的代言人，而应当是一种终极中立的权威角色，而且我们要扭转法律机关自己改自己的做法，要实行原有利益回避制度，这样才能改得干净，改得彻底。法律制度应当实现程序以及实体正义的并重，加强法律制度的人性化设计，形成具有极富终极关怀色泽的法律秩序，实现对法律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并行不悖的追求。
（4）道德与法律一体化运作策略。道德与法律的同质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以及两者界限的模糊性是道德与法律进行一体化运作可行性的基础。虽然道德与法律有很大差异，但在规范这终极意义上两者先天是兼容的。而且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这种伦理法律化低成本高效运作的历史为我国法制现代化提供了道德与法律一体化运作的历史实证的先河。不同的是如今实行伦理助推法律的策略。通过德治为法治肃清环境，将德治作为法制的催化剂和无可替代的规范互补。寻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契合点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5）城乡殊途同归法治的策略。由于法律意识领域在城乡有着显著的不均衡的差异，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长期持续，市场经济的重点必然也只能落在城市，城市文明的优越使其更具备较乡村成熟的法治环境，因此城市法治要先行，先行实现法治的城市带动乡村法治，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三农”发展战略将是持久的，这种边缘化了的外嵌式的乡村社会将不断消亡和转化，最终实现整体秩序的整合和升级。可见，我国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的消解是分步骤的多层次的。而且我们要针对不同阶层的人，针对不同职业的人进行法律意识矫治。
最后，我们必须端正在消解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的心态。从某种角度讲，法治也是一种法律意识的塑造工程。我们不能再忽视这种潜在的因素，法律制度的解决并不必然导致法律意识的提升。观念形态不改变，法治无深化之可能。我们必须整顿法学的研究秩序和体系，变传统的法学教育为大众法学教育和终身法学教育，我们应当变抱怨和容忍的态度为建设性的态度。我们的法治亟须减少的是破坏性的、肤浅的、浮躁浪漫、轻率而片面的臆断和行动。



注释：
①[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之《序》，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②严存生：《略论法制观念的现代化》，载于《法制现代化研究》第2卷，第197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俄]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182页，王哲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④王云霞：《东方法律改革比较研究》，第1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这里的法律意识领域的助推性因素是恰好与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相反对应的。
⑥[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家海译，载于梁慧星主编的《民商法研究》第2卷，第22页，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
⑦路径依赖在社会学中是走惯了一条路以后容易再走这条路，一种行为惯性的表现。
⑧是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七一”重要讲话时提出的概念。
⑨田霍卿等著:《内耗论》，第19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资料：
<1>公丕祥主编：《法理学》，复旦大学2002年版。
<2>公丕祥主编：《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吕世伦、文正邦主编：《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黄竹胜主编：《法学论文写作》，第5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陈焱：《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葛洪义：《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王海涛：《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载于《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8>房宁等编：《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赵林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东方文化中心1998年版。
<10>阎志民：《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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