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山红律师 ]——(2016-6-28) / 已阅22715次

帮助诈骗犯是否构成共犯
——对一起普通诈骗案的法律思考

作者：江西景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万山红

帮助诈骗犯，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从表面上看，只关系到一起普通诈骗案的判决结果，但从深层看，却涉及到社会和司法公正的大问题。

问题先从左某诈骗犯罪说起。

左某曾在某学校工作，后调教育局，左某的舅舅曾在某政法机关领导。多年前，左某与余某曾在同一部队当兵，退伍后为好朋友。

2008年到2009年，左某以帮人搞事业单位编制为名，骗得四被害人共计258000元。这四位被害人均是通过余某认识左某的。事发后，左某被抓获归案，以诈骗罪判刑。被害人因得不到赔偿，找余某要求赔偿，余某也因此被关押起诉。

左某以搞工作指标为名，骗取他人钱财，构成诈骗罪没有争议。但对介绍人的余某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却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余某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应当认知左某的诈骗、并放任左某的诈骗、具有间接故意、作用与左某相同，所以构成共同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余某在不知情的前提下，一边是同学朋友想买工作指标，一边是左某要找需求者，于是从中帮助双方完成交易过程，不构成诈骗共犯。

两种意见，关键在对共同犯罪的本质属性认识上和掌握上不同。

任何犯罪，必须具备犯罪构成要件，共同犯罪同样应该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从犯罪构成看，第二种意见特别关注余某是否具备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

首先，从主观上看，余某有没有诈骗的直接故意、和非法占有的目的。

从左某口供与余某口供相互印证看，余某对左某编造谎言骗人的做法是不知情的。正如左某所说“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问过我具体操作上的事。”“余某在整个过程中并不知道我是在骗人。”，余某从中给左某介绍，出于对左某的相信和对朋友的帮忙，二人之间没有诈骗的同谋，也就不存在诈骗的共同故意。

从余某对钱的态度看，在四个受害人被骗过程中，陈某的8万8千元，余某未经手，也未分钱。许某的7万元，其中余某经手的6万，除自己花的路费外，也未分钱。余某某和占某某各5万元，余某马上交给了左某，未留下一分钱，也未主动要过一分钱，这说明他没有诈骗故意和非法占有的目的。

从事后表现看，证人万某证词和余某口供相互印证，左某逃跑一二个月后，余某并没有躲起来，而是同被害人一起找左某。余某到广东打工，也是在公安机关做完了询问笔录、讲清了问题后，为生计外出，这也证明余某没有诈骗故意、和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从客观上看，余某有没有实施诈骗行为。

在陈某某被骗过程中，余某只是应其儿愿出钱考入公务员的要求，介绍左某认识的，陈某某得知左某父母是自己厂同事关系，且左某舅舅当官背景，才相信左某的。余某没有骗人的言行，且对左某的骗人不知情。陈某某在经余某认识左某后，一直未找过余某；而左某反馈给余某的信息是其已经为陈子搞好了工作。这进一步使余某相信左某有帮人办事的能力。

在许某某、余某某、占某某被骗过程中，余某只是将左某可以搞到事业编制的信息转告了他们，在搞编制的供需双方之间起了中间介绍和传递的作用。在介绍和传递的过程中，余某自己没有虚构事实或掩盖事实。

可见，第二种意见比较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而第一种意见则与此不同。

第一种意见，关于“余某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应当认知左某的诈骗”、并“放任左某的诈骗”、具有“间接故意”、“作用与左杨相同”，所以“构成共同犯罪”的推理，不能成立。

其一，本案证据证明余某对左某骗人是不知情的，却没有证据证明余某知道左某在骗人。“故意”的前提必须是“明知”。余某既然不明知，也就没有故意，更没有共同故意，不构成共同犯罪。

其二，诈骗罪的构成，在主观上，必须是直接故意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放任”或“间接故意”不构成本罪。何况余某的所谓“间接故意”， 与左某的直接故意，也不存在“共同故意”。

其三，所谓“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应当认知左某的诈骗”，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因为对诈骗的认知和识别能力，是一门专业的科学的能力，而不是一般的责任能力。不是所有人都能识别诈骗的。即使“有责任能力”、应当认知而没有认知“左某的诈骗”，也不能必然得出“共同犯罪”的结论。因为那些被骗的受害人，也是应当认知而没有认知，才上当的，总不能说他们也是共犯吧。

上述两种意见，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把握不同，角度不同，同一个案件事实，得出的罪与非罪的结论却截然不同。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十次犯罪的危害还要大，因为犯罪只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污染了“水源”。可见，司法公正，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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