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守卫 ]——(2004-2-17) / 已阅20886次

论人类的自然状态
——小议霍布斯·洛克·卢梭法学思想

毛守卫 陈芙蓉
（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内容摘要：十七、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人类历史步入近代化进程，社会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对公共权力的追求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首要目标，而作为公共管理的前身——自然状态的研究，也成为这个时期热点话题，霍布斯从人性恶论提出自然状态即为战争状态；洛克提出“天赋人权”思想，认为自然状态即完备无缺的自由、平等；卢梭从人类起源的角度得出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黄金时代”结论。
关键词：自然状态；自由平等；战争；野蛮人
人类社会的公共权力空间是怎样形成的？作为一个千古之迷，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至少存在几千年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试图对此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人性出发，认为人类社会形成大致过程是：由于男女相互间的吸引和需要而产生的家庭，在家庭中除了夫妻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主奴即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数个家庭的聚集而组成村庄，然后再由村庄组成城邦，城邦的出现，就有君主、行政官、法官及相应的公共权力机关，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公共权力，当然，这些只不过是从他的“人是天生的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中引申出来的逻辑推论的结果。那么，在我们人类文明社会形成以前究竟有没有一种自然状态，如果有的话，那又是怎样一回事呢？为此，引发17——18世纪西方学者大讨论。下面，笔者就所学知识作一下简单阐述。
一、旦夕不保的战争状态
如同先哲亚里士多德一样，托马斯·霍布斯也是从人性出发开始探究自然状态的，但与其不同的是，霍布斯提出人生来就是恶的观点：“因而，我把所有人共同的意向，即对权力的永无止境，至死方休的欲求放在首位”由于我们天性中存在荣誉感、骄傲或是虚荣心而变得复杂，所有非肉体或非感观的愉悦，霍布斯都称之为精神的愉悦，所有精神的愉悦直接或间接地源于“自豪感”。自豪基于一个人获得了别人对自己及自己能力的良好评价，评价总是比较别人而言的。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珍视自己，如同自己珍视自己一样。因而，对藐视和轻视的表示，他随时都准备反击，铲除藐视自己的人，甚至当人们聚会时，也会通过那些笑料寻求这种自豪。霍布斯认为，笑是由然而起的，自豪感引发的，被自己某些举动所引起。“或是会意了别人身上某此畸形的东西，通过比较，为自己击掌喝彩。”他认为“荣誉正是以某权力或优势，尤其是他可能用心帮助或伤害我们的权力 的认同”，他甚至把尊重定义为我们对另类一个人这样的一种信念，他具有为我们自身谋利或伤害我们的权力，但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愿望，这种感情的重点不是敬仰和爱戴，而是恐惧。
为此霍布期总结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引起人们之间的纷争，使自然的状态真正成了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他这样描述战争状态：“除了凭借自己和发明所提供的，人在没有其他保障情况下生活着，在这种条件下无从发展实业，因而由此获得的成果是不可靠的，因为地球上不存在文明，没有航运，也没有通过海运进口的商品；没有宽敞的楼群；没有移动和搬运沉重物品的工具；没有时间观念；没有艺术；没有通讯；没有社会，更糟糕的是，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暴死的危险；人活得孤独无依，贫困潦倒，污秽不堪，野蛮不化，人命短暂逝去。”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只想保全自己而不顾他人。而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人就得吃、喝，即必须消耗某物或占有某物，在物少人多的情况下，人们不免发生争吵，每个 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企图伤害他人，你争我夺就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由于缺乏一种公共权力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人与人这间争斗永无终止，总是处在连续不断中。今天是王五杀死李四，明天王五又被张三杀死，而张三的生命也旦夕不保。因为还有赵六、孙七企图谋害他，而赵六与孙七也可能彼此之间互为仇敌。总之，人对人的战争、凶残、仇杀成了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每人个想躲也躲不开的一种生活状态。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实在太可怕了。
二、秩序井然的田园状态
与霍布斯的凶残、仇杀的战争状态截然不同，在洛克的笔下所展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并且也是“平等的状态”，自然的自由得自于自然的平等。“再明显不过的是，同种同类创造物，不加区分地生来就具有同样的自然优势，和同样的官能，也应彼此平等，而不应相互间有隶属或属从关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自由的，人人都可以用自己认为 合适的方法，决定自己的行动。比如说：张三喜欢打猎，李四喜欢捕鱼，那么，张三就去打猎，李四勿需干预。这完全是张三个人的自由，李四呢？他就去捕鱼吧。张三不想打猎而要去捕鱼，也勿需征得李四同意，因为张三也勿需 干预，这完全是李四的自由。当然，如果张三不想打猎而要去捕鱼，也勿需征得李四的同意，因为张三完全有这样的自由；同样，如果李四不想捕鱼而要去打猎，也勿需征得张三的同意，他也完全有这样的自由，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一切权力和管辖都是相互的，张三与李四完全平等，张三无权强制李四实施某种行为，李四也无权强制张三实施某种行为。
但尽管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状态，“它却不是一种放纵状态……自然状态自有约束每个人的自然法”。人的自然的自由不应被理解为不受任何法的限制，因为“在有能力制定法的创造物的所有状态中，无法的地方也就无自由”“人的自然的自由只受法的统治”“除了自然法而它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洛克认为，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们处置自身及其财产的权利不受限制，但是，他无权毁灭自己和他所拥有生命及财产，除非他能找到比保护其生命更重要的目的，在其《政府论》中，他高度的肯定了造物主，认为所有人都是全能、无比聪明的造物主创造的，大家都是他的仆人，奉命来到人间，为他做事，是他的财产，是他的创造物，每个人的生命只能由他决定，不由得人类自己。而理性即自然法正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他支持人们：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同样比如：即使张三打猎一无所获，饥肠辘辘，而李四捕鱼满载而归，吃喝有余，没有李四的同意，张三也不应该动李四的一两片鱼鱗，更不应该用强力去夺取李四所捕的鱼，因为对李四来说，这是他的财产，他对这些鱼具有财产权。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让与、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所以任何人也不得剥夺李四对这些鱼的占有权，张三的饥饿并构成他拿走李四所捕的鱼的理由。这些鱼只能属李四所有，因为李四为捕这些鱼花去了他的劳动，这些鱼是他的劳动所，而这种所得即为他的财产权，是自然法所赋予人的天赋权利。
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有惩罚罪犯的权力。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的执行权属于每个人，人人都有权依法惩处罪犯，直到没有违反自然法，这样，可以制止任何人侵犯别人的权利及互相伤害，自然法就得以保存。全人类的和平及生存就有了保障，还是前一个例子，如果张三由于饥饿而夺走李四吃不完的鱼，即使张三没有侵害李四的生命，李四也有理由惩处他甚至杀死他，因为张三侵犯了李四的财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杀死张三，洛克也成了李四“天赋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又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取得对另一个人的权利。但这种并不是绝对的，随心所意的权利。当一个人抓住犯罪时，必须冷静地依据理性和良心的指导，比照罪犯的犯罪事实，以改造罪犯，制止犯罪为目的，进行惩罚，而不能受自己感情冲动随意放肆的支配，因为生命权也是天赋，不容侵侵犯的。
三、人类的“黄金时代”
与上述我们讨论两位人物不同，卢梭的自然状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从人类起源为基础的角度分析他心中的自然状态，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中，没有权力欲望的野蛮人类是社会的主角，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疾病的来源是少的，因而几乎不需要药物，也不需要医生，人类生病的时候，自然给予了他们痊愈的本能，在自然状态下，没有衣服、住处，没有现代人视为必需品的物件。对野蛮人来说并不是多大的不幸，野蛮人是孤独的，清闲和易于睡眠的，自我保存是其唯一关心的事，只是由于睡眠和肉欲，才使人的感觉器官退化。
他认为在自然的支配下，野蛮人仅只服从于他的本能，自然为补偿野蛮人在本能方面的缺陷，就赋予他们一些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可以弥补他的缺陷，而且还可以把他提高到超过本能状态之上，卢梭说，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悟性，而情感的活动可以使人类的理性趋于完善，野蛮人缺乏各种智慧，他们只能具有因自然冲动而产生的情感，其欲望绝不能超过出他的生理上的需要，其中包括食物、异性和休息，以及他所畏惧的疼痛和饥饿。
卢梭重点谈到了野蛮人的道德，他说，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异德，自然人有的只是怜悯心和同情心，这种情感使得一切健壮的野蛮人，只要有希望在别处找到生活资料，就不会去掠夺幼弱的小孩或衰弱的老人艰难得来的东西。这种情感的格言就是“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综上，卢梭对于自然状态的描绘应该是独具人格的，按照他的想法，野蛮人非恶非善，无过失无德行，原因是人的智力尚未开化，没有知识，当然无法律，从而也就没有区分行善和行恶的标准。在那里人的本能的怜悯心和相爱心获得纯度的表现。它抑制人的自私自利之心的发展，没有人会违抗这怜悯和相爱心的管理的。它们起着现代法律、风俗或道德的作用。在那里，社会不存在平等，就是体力、智力方面的天生的或自然的不平等也极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不是不受任何束缚有，强者自然也无从行使他的权力，正是从没有不平等这个角度上，卢梭称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1]、李天然译.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石应天.西方四大政治名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3]、胡象明.权力之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4]、徐爱国等.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