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永东 ]——(2013-12-20) / 已阅9360次

从“四维张则君令行”这句话来看，作者也认识到了道德教化与法律实施（包括司法）之间的关系，即道德教化有助于法律的实施。这种见解是深刻的。《管子·权修》提出了“教训成俗而刑罚省”的说法，认为教化可促成良风美俗，人们会自觉遵纪守法，从而导致刑罚减省甚至悬而不用，揭示了教化与司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一种成熟的治国理念，是其识见高于主流派法家之处。

《管子·枢言》云：“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此所谓“法出于礼”的观念，倒是反映了一种正确的法律起源观，我们今天不得不佩服这一卓识。既然法出于礼，法和礼之间自然会有密切关系，因此，道德教育既可辅助法律实施，法律教育也可辅助道德教育以移风易俗，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综上所述，作为法家中的“别派”，齐国法家具有不同于主流法家（以活动于晋秦之地的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思想特色，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管子德刑并用、教化与刑罚并举的理论上，并认为教化与刑罚存在着一种互动、互相辅助的关系（“四维张则君令行”、“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教化可促成良风美俗，使人们自觉守法，刑罚因之可以减省；刑事制裁也可迫使人们接受道德教化，注意礼义廉耻方面的修养。而其提出的“法出于礼”的说法，也体现了一种法家式的礼法合一观念，反映了其对道德与法律之统一性的卓识。而《管子》所理解的教化（“教训”、“化民”）又不仅仅指道德教化，还包括了法律教育，因为法律教育是使民众“明法”的前提，明法才能守法。另外，管子的司法思想中还包括了“严刑罚”说、刑罚“必信”说以及“刑罚不颇”说等等，弘扬了严刑重罚、刑罚必信、司法公正等司法理念，此类观念尽管在其他法家人物的著作中也有论说，但管子的说法仍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如其虽主张“行令在乎严罚”，但又强调量刑不可随意轻重，应遵守严格的法治标准；又如其将司法活动与阴阳四时相结合，论证了司法活动的自然根据，并认为司法官员的诚信之德“畅乎天地，通于神明”，提高了诚信司法的地位；再如其要求君主坚持法律至上，不以私意行法，“以公正论，以法制断”等等，都反映了其对司法问题思考的深邃性和独特性，给今天的人们也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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