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岳龙 ]——(2013-11-7) / 已阅15676次

首先，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它调整的对象是国家与公民、法人（含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法人之间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证交通安全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商业保险属于经济活动，其合同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以国家确定的交通事故归责方法作为确定保险人和投保人权利义务的根据。换言之，交通法规涉及的是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并不涉及保险当事人的责任，其关于肇事逃逸的归责方法，本身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这种惩罚不适用于平等主体的保险合同。司法实践中，驾驶人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为了逃避经济责任，有的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有的是为了免受人身伤害——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能成为惩罚投保人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理由。


其次，商业三者险保证的就是一种责任风险，保险人的义务就是为投保人可能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责任买单。若投保人没有责任，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即是说，投保人负有事故发生后的通知义务，如果疏于通知，应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失部分担责。肇事逃逸行为不仅可能扩大事故的损失，还可能造成对事故真正原因、责任、损失等难以分清的困难，但保险人并非没有救济手段，完全可以通过事后协商，协商不成的还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方法加以解决。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也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也不能作为认定保险事故责任的一锤定音的根据。


本案案号：（2012）揭普法刑初字第219号；（2012）揭中法刑一终字第52号；（2013）粤高法刑四申字第27号


案例编写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郑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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