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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代从受贿、行贿两方规制情色贿赂

    [ 韩伟 ]——(2013-7-9) / 已阅4209次

    食色,性也。性是一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话题,性与权力纠缠不清的关系,也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性贿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色贿赂,是古已有之的权色交易方式。《左传》昭公年间,晋邢侯与雍子争田案中,因雍子为“法官”叔鱼献上女子,叔鱼曲法断案,作出有利于雍子的判决。后被叔向以情色贿赂断为贪墨之罪,叔鱼被处死刑。这大约是有史籍记载的最早一起因情色贿赂受罚的案件了。

    到了唐代,社会实践中情色贿赂的形式更为多样,但国家法律对其规制也更趋严密。对于官员接受“情色贿赂”的行为,《唐律》将其界定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娶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也就是说,因为治下民众有所“行求”,而枉法迎娶行贿人之妻妾或女;或者“监临官”接受行贿之人枉法处断公事的请求,为其亲属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抑或监临官亲属明知行贿之人向监临官提出枉法请求,并以其妻妾或女嫁于己为承诺,仍接受安排,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如上诸种行为,均构成“贿赂罪”,可以比照监守内奸犯罪惩处。

    唐代情色贿赂犯罪,首先要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唐律》特别强调要严惩“监临官”。所谓“监临官”,指与被监临对象之间存在某种职务或公务统辖关系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相对于被管理一方的主管官员。这是因为,直接负有管理责任的监临官员,对下属具有权力的辖制,同时下属也可能会存在有所“请托”的情形,故情色贿赂的行为很容易发生。“监临官”接受情色贿赂的,一般处三年徒刑,如果娶“有夫之妇”的,加重“流二千里”。除了监临官员本身,《唐律》还将监临官的亲属一并纳入该罪,亲属包括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但亲属成为本罪犯罪主体,只发生在亲属本人明知行贿之人对监临官有枉法请求,而仍娶其妻妾及女的场合,若不知枉法请托,则不为罪。对于监临官亲属,根据不同的情形,也要处以二年、三年不等的徒刑。

    唐律对情色贿赂犯罪,不止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对于枉法所求的行贿之人,也一并入罪。唐律规定,若男子献其妻妾于监临官,作枉法请求,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亦须强制解除其与所献妻妾的婚姻关系,从而对行贿的男子作出相应的处罚。从受贿、行贿两个方面严格规范情色贿赂行为,使得法律的规制更趋严密,预防的效果也更为全面。

    唐律如此严格规制官员的情色贿赂犯罪,除了要保证为官职务的廉洁性外,很大程度上是从儒家伦理道德,特别是家庭伦理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唐律》“一准乎礼”,也就是以礼为立法的最终依归,出礼则入刑,而情色贿赂危害最大的还是婚姻家庭、礼教纲常,这也是为什么对情色贿赂的处刑都比照纲常犯罪,而不是职务犯罪。

    唐代的廉政法制贯彻了“严而不厉”的总体思想。“严”,是指对待贪污受贿罪立法的法网严密。对情色贿赂入刑处罚,正是廉政法制“严”的体现。同时,在对贪渎官员处刑时,基于“崇官”的思想,又呈现出“不厉”的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作为官员,自身的道德品质需要高于常人,也就是首先对官员课以更高的道德要求。日常生活中一些道德的瑕疵,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不算什么,但作为官员,就不允许存在。因此,对官员外在的特别优遇是以内在的高道德标准作为先决条件的,即“崇官”表象的背后是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进行官员伦理道德建设,以及“性贿赂”入刑化的具体设计,无疑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陕西省社科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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