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娇东 ]——(2013-6-6) / 已阅5617次

参与分配是民事执行程序的重要制度，是解决多个金钱债权执行竞合的一种方法。笔者认为，将参与分配置于追求效率优先的执行程序与整个民事执行不甚协调，加之相关法律条文原则笼统，致参与分配制度在适用中缺陷重重。完善我国参与分配制度，衡平公平与效率价值，已成为当前民事执行的重要课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确立有限优先原则


在参与分配中，多个债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是平等受偿，还是按照申请强制措施的先后顺序分配债务人的财产，对该问题的处理，各国基于不同的理念，形成三种立法例：优先主义、平等主义和折中主义。


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采用何种立法例，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九十四条规定：“参与分配案件中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对享有优先权、担保权的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的顺序优先受偿后，按照各个案件债权额的比例进行分配。”因此，先申请查封的债权人无优先受偿的权利，而是和其他申请人按比例分配，可见，我国采用的是平等主义的立法例，即不管债权人申请强制措施的时间先后，也不管参与分配的时间先后，所有债权人的地位平等，均以自己的债权额比例参与分配。


平等原则基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为所有债权人的共同担保”的法理，保障债权人基于债的平等性所享有的平等受偿的权利。我国参与分配制度承载着填补有限破产主义的缺漏，采用平等原则以保障非法人主体在资不抵债时债权人能得以平等受偿。


优先主义是按照债权人申请执行或者申请强制措施的先后顺序确定债务人财产分配的顺序，在先申请的债权人取得优先受偿的权利。其理论基础在于鼓励债权人积极主张权利，强调执行程序的效率优先性。应当说，先申请查封的债权人付出了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法律应当奖励勤勉者。平等应该是一种竞争机会的平等，唯此才真正的符合公平原则。且执行程序以尽量缩短执行周期，尽快实现债权人的债权为目的，制度设计必须以效率优先为价值追求。置于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应首先在于使各债权人能够利用同一执行程序获得清偿，节省执行成本，其次才是保障各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因此，参与分配的制度设计应当体现出公平前提下的效率优先性。


基于上述思路，笔者认为应采用有限优先主义的分配原则，即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给予在先查封的债权人一定比例的优先受偿权，且对该债权人为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参照破产共益费用优先予以偿付，以衡平参与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价值顺位。


二、许可超额查封财产


查封制度必须与参与分配所采用的原则相适应。平等原则下，因其他债权人可加入已查封的财产平均受偿，若限制查封财产的范围，会使先查封的债权人因其他债权人的参与而减少受偿份额。因此，平等原则下应当允许超额查封。


优先原则下，债权人按查封的先后顺序受偿，若在查封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可申请查封债务人的其他财产。因此，优先原则下应允许重复查封。


我国采公平主义的参与分配原则，与之相适应的查封制度应当允许超额查封。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百四十二条均规定，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执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也作了相应规定。笔者认为，既然查封制度不允许超额查封，却又允许其他债权人参与分配，使原本以为已查封足够财产而不必继续查封其他财产即可全部得到受偿的在先查封人，因随时增加的其他债权人的参与分配受偿比例不断降低，从而债权利益受到损害，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公平。所以，我国参与分配制度既然以实现各债权人的平等受偿为主要价值取向，则应许可债权人超额查封。


因有限优先原则仍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只是给予在先查封的债权人一定比例的优先受偿权，有限优先原则仍承担着公平原则所承担的保障债权人基于债的平等性所应享有的平等受偿的权利。若禁止超额查封，则会产生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数额与随时增加的债权额不断加入参与分配之间的矛盾，使先查封的债权人面临受偿份额减少甚至无法实现债权的风险。所以，与采用有限优先原则相适应，我国应许可债权人超额进行财产查封。


三、明确参与分配期限


期间制度是实体法律制度中确定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也是程序法律制度中保障当事人各方权益的重要组成，明确参与分配的期间有利于使参与分配程序协调统一，便于执行程序的顺利进展，对符合参与分配条件的债权人至关重要。科学设置参与分配期限，不仅有助于债权人更好地实现债权，而且能更好地体现作为执行程序的参与分配制度的效率性功能。


我国对参与分配的期间规定较为笼统模糊，对申请参与分配的期限规定含义不明，伸缩性很大，给参与分配的实际操作造成困难，并导致分配程序不断拖延，严重影响了执行程序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


参与分配的期限如此重要，如果因法律规定的伸缩性大，而被某个法院或执行人员所控制，对司法公信力影响无疑将是巨大的。结合我国的执行实践，笔者认为申请参与分配的始期可明确为被执行人的财产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该始期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强，一方面可保证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有财产可供分配，另一方面可避免盲目参与到他人的执行程序中，徒增劳顿。对于申请参与分配的终期可确定为当次分配表作成前一日，可防止其他债权人在分配表作成后申请参与分配而不断修改分配表，拖延强制执行程序的进度，更有利于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