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家力 ]——(2013-5-29) / 已阅7873次

本文引用案例中，受让人乙方认为：股权出让人甲方在签约后把股权所代表的财产再次处分，系以实际行为表明甲方不再继续履行原股权转让协议，且乙方认为己方早在此前已经要求解除合同，甲方的行为恰是对于乙方此前解除合同要求的响应。甲方则认为乙方已经弃置股权项下财产，甲方积极干预是为避免标的企业的损失继续扩大，且在政府要求下也不得不出面办理相关手续，甲方并未解除对于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


一般来说，已经卖出的财产再次处分会涉及到无效处分或者侵权两种情况，但此处的处分系基于政府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为公共利益之需要，依法定程序给予相对人适当补偿后采取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措施，该措施的采取无须与相对方协商并获得同意。因为该类措施直指相对人的经济利益，其实质是对于公民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如果该行为系依法定程序作出，行为相对人应无条件接受，并予以适当配合；如对该行为合法性持有异议，可经由行政复议或诉讼程序获得救济而非民事救济途径。


该案中，L作为登记在册的A公司股东，在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信息未做变更之前，政府的行政行为只会指向名义上在册的股东，L签署协议并非基于自身意愿，亦非为获利，自然该处分行为不存在任何侵权的要素。


那么L的行为是否可以理解为主动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笔者不这样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L授意他人与政府签署《关闭协议》，是为了防止自身损失的扩大，而非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其更未通知受让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不能发生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解除合同的效果。


经由上述分析，解决本纠纷所需解决之真正焦点在于：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一方未依约付款之前提下，股权出让方该如何获取救济？按我国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后返还标的物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救济方式，但类似此案中，公司股权作为买卖标的物的合同之一大特点就是：随着公司或企业经营权的易手，标的物的实际价值便失去控制。以法定方式取回的公司股权往往难以保证其真实的经济价值，若出让方依法仅能取回一个“空壳”，其当然有权选择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


本文所述案例中，股权出让方选择继续履行而合同标的物恰又面临灭失之虞。因财产的受让方弃权出走，出让方若不应政府之召唤“出头”，最终合同标的物价值无存，必将造成受让方履约能力大打折扣。出让方出面签署《退出关闭协议》的做法甚至可以极端的理解为一种积极的避险或防卫行为。


自力救济是对于公力救济覆盖不足、手段滞后的有效补充，而且暗合了民法法理中填补、止损之需，当为有效且合法之举措。正是基于此等因素，终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出让方的诉讼要求，并认可了出让方签署《退出关闭协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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