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成江 ]——(2012-11-21) / 已阅29740次

　　　　　　　　　　浅谈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首先，防范基础工作薄弱，导致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难以及早发现。黑恶势力团伙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过程使其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强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运用严密的防控体系、坚实的基础工作在源头上控制黑恶势力团伙的形成，以免其形成气候造成危害。但从调查的情况看，基层工作中存在对刑释解教等重点人口及其他列管工作对象控制管理不到位，对辖区的出租房、娱乐场所以及流动人口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特别是流动人口中无固定居所、无固定职业的高危人群或受过打击处理的人或有涉恶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倾向的人不能完全发现并列管掌控。
　　一些农村黑恶势力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由于基层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性质特征不熟悉，加之农村地区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民警和当事人双方都是熟人，有的甚至是亲戚朋友等，因而对一般的治安案件能调解就调解，尽量不伤和气导致警方不得不在一些案件上有所妥协，致使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难以及早发现。
　　其次，对黑恶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证据支撑，实际操作中难于准确把握。（一）黑恶势力为规避法律，常打“擦边球”，有组织地做一些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事，对群众形成心理控制，扩大团伙影响力。如果孤立看待这些行为，很难认清其整体危害性，常常只进行简单的治安处罚，不纳入刑事侦查的视野，不利于对黑恶犯罪准确定性以及以后的定罪量刑，不利于将黑恶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不利于从根本上摧垮黑恶团伙。
　　（二）一些涉恶团伙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力量投入不足、办案经验欠缺、主观认识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准确定性，把本应该是打黑案件当成一般的恶势力案件进行侦查。随着侦查的深入，逐渐意识到案件的重大时，大量证据已经遗失，一些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经潜逃，打击的最佳时机已错过。而为突出打黑除恶这一工作重心，则容易将所有团伙犯罪都朝着涉黑涉恶方向侦查，从而常产生两个弊端：一是战线拉得过长，遍地开花，人人负重，办案成本高，办案效果差，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警力重点打击；二是随着侦查的深入，黑恶的定性如果在预审、起诉或审判环节被改变，将影响办案部门和民警的积极性，不利于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社会效果也不佳。
　　再次，侦查期限短，法定期限内难以侦查终结。法定侦查羁押期限短是制约黑恶案件侦办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安机关侦查办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提请逮捕、逮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起诉后补充侦查这几个阶段。对于一名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限逮捕前最多37天，逮捕后起诉前一般最多7个月，移送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最多有2个月。因此侦办团伙案件，自第一个犯罪嫌疑人到案，一般最多只有10个月零几天的侦查时间。涉黑涉恶案件一般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案人员反侦查能力较强，同案犯罪嫌疑人潜逃后独立生存的能力很强，受侦查期限的限制，常出现以下情形：一是主要成员在逃，事实不清，期限届满难正常起诉，难有效打击犯罪；二是在逃人员归案时，曾作过案的犯罪嫌疑人因释放、取保候审或未及时采取强制措施而潜逃；三是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或串供、或反面宣扬，对证人和受害人造成心理影响，不利于缉捕、取证，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四是公安机关迫于时限，不能将个案证据收集充分，或者放弃个案侦查。
　　第四，调查取证、收集固定证据难。侦查实践表明，涉黑涉恶犯罪的组织者一般很少直接参与具体的犯罪活动，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则远远高于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组织成员。
　　办案单位对个案的证据收集比较到位，但疏于发掘单个犯罪同团伙之间的联系，忽视了有组织犯罪证据的收集，或者没有全面收集集中体现有组织犯罪的证据，导致首要分子的组织、领导作用不能通过证据明显体现出来。造成团伙头目罚不当其罪，或遗漏重大案犯，使犯罪的策划者、指挥者、获利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打击不力，留下后患。同时，黑恶势力有其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违法犯罪事实复杂，锁定犯罪事实需要大量的调查取证。由于有的证人和被害人忍气吞声、怕打击报复、不想旧事重提，或者老百姓对打击工作心存疑虑，造成群众不愿意履行举证义务，对黑恶势力的犯罪线索不举报揭发、对黑恶犯罪证据不主动如实提供。办案人员取证时，多次遇到证人躲避公安机关、直言受到威胁、对知情的犯罪事实含糊表述、作证时亲属一直阻挠等情况。虽然在询问证人之前都按照规定提供了《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但实际操作中很难追究一般证人拒绝作证或作伪证的责任，致使证据锁链难以形成。
　　第五，抓捕、审讯黑恶团伙成员难。该类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较强，有的曾经是公安机关的特情、耳目，对基本的侦查手段有所了解，甚至掌握，所以给抓捕带来很多困难。
　　归案后审讯工作难度较大，如审讯时不及时做好声像证据固定工作，以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当庭翻供。特别是组织领导者对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有所了解，审讯时极力回避组织特征方面的问题。
　　同时，当前公安队伍新老交替现象比较普遍，年轻民警经验不足，不能按要求顺利收集固定证据。有的取证之前不认真分析案情、列出取证提纲，取证时随着自己的主观意志确定询问方向、制作询问笔录，取证后不认真梳理完善证据、消除证据矛盾。有的地方熟手不愿教、看笑话，新手不愿学、图应付，致使个别证据取证多次仍达不到效果，个别侦查员侦办案件多时仍不清楚案件情况，影响办案质量和进度。由于缺乏侦办黑恶案件的经验，拿不准侦查的主打方向，力求穷尽案件的人和事，忽略了重点围绕黑恶势力标准搜集证据，以致尽管取回了大量证据，破获的个案很多，但缺少反映团伙成员组织分工、组织纪律、行为因果关系等黑恶犯罪的核心证据，涉黑案件四大特征的证据不充分，不能以黑恶势力定罪量刑。
　　最后，对农村黑恶势力打击处理难。（一）认定涉黑案件的具体标准难以掌握。由于办理涉黑案件涉及多个诉讼环节，并且实际情况差别较大，导致实践中公检法司法机关对涉黑案件的定性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涉黑犯罪的组织性、经济性、控制性认识不一，从而影响了对涉黑犯罪的打击力度。
　　（二）、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对黑恶势力的性质和危害认识不足，担心影响任期政绩和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不愿意承认当地有黑恶犯罪以下基层组织的领导打击黑恶势力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一个普遍难题。许多黑恶团伙的头目也是当地的经济能人，尤其是在他们开办了一定数量的经济实体时，尽管发展早期和壮大后的经营方式和手段涉黑涉恶，但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吸纳了不少剩余劳动力。在处理了黑恶头目之后，如何以及能否正常维系这些实体的运营是个大难题，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农村恶势力团伙犯罪只按其犯罪活动所涉及的具体罪名进行处罚，这与其社会危害程度相比未做到罚当其罪。如恶势力团伙实施的轻伤害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不同于普通轻伤害，但实践中也往往被判处缓刑，或者处以罚金，有的甚至做了调解处理，致使一些恶势力犯罪分子很快又回到社会，再次作恶，造成新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