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利明 ]——(2000-11-24) / 已阅37997次

从世界各国民法典制订所费时日来看，或长或短，情况不完全相同，考虑到民法典内容确实十分复杂，我们不应仓促颁行，但也无须用十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来解决。这不仅是因为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而且也因为现实经济生活的急切呼唤，使我们无法长期等待。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法国民法典这样一部前所未有的、带有蓝本意义的民法典的制订，只用了15年。而苏俄民法典的制订费时更短，仅用了5年时间。（注： 魏振瀛：《中国的民事立法与民法法典化》，载《中外法学》1995 年第3期。）我们预计，从现在着手，到下世纪初，中国应该能够完成民法典的制订工作。

关于民法典制订的步骤问题，对此，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建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先制订各项单行民事法律，然后再将它们编在一起成为民法典，现在立即着手制订一部包罗万象的“大而全”的民法典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未来的民法典应是松散的、并无严格的体系的法律汇编。这一看法不无道理。由于民事关系纷繁复杂，民法典不可能将各种民事关系均囊括无遗，任何国家的民法典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即使颁行了民法典，也应当制订一些配套的法律、法规，同时还需要许多立法和司法解释。但这是否意味着法典化不可行，必须仅制订单行法律呢？笔者认为只有法典化，民法才能体系化，体系化才能保障民法的正确适用。如关于总则与分则，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强行法与任意法等关系，只有在法典中才能得到正确处理，也只有将它们合理地作出规定，才能有效地调整各项民事关系。如果采用法律汇编方式，许多单行法律因未按照民法典的体系制订，很难按民法典的体系进行汇编。例如，担保法中有关保证、定金的规定属于债法的范围，而有关抵押、质押、留置的规定则属于物权法范围，因此担保法既不属于债法，也不完全属于物权法。应当将担保法放在民法典中哪个部分，就成了一个问题。还要看到，民法的许多制度特别是总则中的一些制度，本身是很难制订成单行法律的，所以我认为这一观点并不十分妥当。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民法典的制订工作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制订合同法，第二步是制订物权法，第三步是制订民法典，只有在合同法、物权法相继颁行以后，才能考虑整个民法典的制订问题。我认为由于合同法、物权法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法律的制订也是民法典的制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制订好了合同法、物权法，民法典的制订工作将极为容易。问题在于，现在在制订合同法时，是否就不能考虑民法典的制订工作呢？笔者认为民法典的制订工作现在就应当纳入议事日程，并应与合同法制订工作同步进行。因为如果采用同步进行的方式，就可以使合同法、物权法的制订与整个民法典内容、体系联在一起通盘考虑、统一规划，使合同法、物权法与民法的整个内容和体系协调一致。例如合同法的几个草案中都规定了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缔约过失、侵害债权等制度，这确实是现实需要的，但如果要制订民法典，则这些制度便不宜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而应当放在民法典总则的代理制度以及物权、债权、侵权等制度中作出规定。总之采取同步进行的方式更好。

第三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可以采用先易后难的方式展开制订工作。可以就一些改革中迫切需要且容易规定的制度如总则、债编着手进行规定，但对于物权规定，因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行，许多经验有待探索，产权制度难以确定，因此物权法可留待以后考虑。笔者认为，尽管物权法内容十分复杂，许多制度如国有企业财产权、农村承包经营权因政策性很强，且随着改革的发展难免会有所变化，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物权制度的基本格局已经确定，尤其是在当前我们恰好需要借助于物权立法理顺各种财产关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产权制度。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改革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革与完善，“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革和完善的途径，则是正确处理公有财产的归属关系与使用关系，这在法律上必须通过物权法中的所有权制度和各种用益物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才能实现，并切实保障各种物权不受侵犯”，（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物权法课题组：《制订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因此， 物权法也应当尽快着手制订。

总之，目前应当尽快着手制订民法典，而没有任何理由将该项工作搁置起来。

三、民法典的内容和体例

我们要制订的民法典，应当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科学而又先进的民法典，这就要求在民法典的内容和体例方面，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立法精神的确定。立法精神是整部民法典的精神支柱，是进行法解释的基础点，是各种情形下价值判断赖以进行的前提，关乎整部民法典的走向，因而是制订民法典时优先需要予以注意的问题。在立法精神的确定方面，应当十分注重对民事主体的权利的保护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旧体制转轨时期，计划体制下国家机关直接干预民事关系现象并没有消失，在很多方面，政府对民事关系的不适当的、甚至过度的干预仍然存在，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活动方面的必要的自由仍受到限制，这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量尊重当事人的自由，从而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当然，我们强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是允许当事人享有绝对自由，甚至容忍其滥用民事权利，合理的、必要的国家干预仍然是需要的。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外，应充分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民事权利，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行政权的行使确定必要的范围，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奠定基础。

其次是民法典的继受方向问题。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因国情所限，法律文化的发展自成一体，相对封闭。迟至清末改制，方始受到外界影响，但主要受大陆法系的民法影响，特别是受德国和日本民法影响较深，这点从清末民律草案的主要内容系由日本学者拟就即可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形势使然，前苏联民法影响甚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界交流日趋广泛深入，民法继受方向有所更张。英美法系各国，尤其是美国法律文化对我国影响渐长，这点在合同法、侵权行为法、担保法中更明显。由此可见，我国民法对国外先进成果的继受，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其他法系，一向系兼容并蓄，以求为我所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涉及体系方面，我们不借鉴英美法，必须保持大陆法的传统。笔者认为，即使是立法体系也可借鉴英美法经验，因为一方面，当前两大法系正具逐渐渗透趋势，在合同法等方面具有相互融合趋势，因而体系的借鉴是可行的。另一方面，英美法的许多规则极为灵活、富有针对性，借鉴其中的一些规则是必要的。但应注意的是，放眼世界不可或缺，立足国内更是根本。中国自身数千年沿袭下来的法律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立法和司法经验，是我们绝不可以忽视的重要的本土资源。对此，理应有足够重视。

再次是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大致可区分为两种：其一为罗马式，又称法学阶梯式，为法国及受其影响的国家所采；其二为德意志式，又称潘德克吞式，为德国及其追随者采用。其中最被人称道的是后者。该种体例的最大特色系设总则篇，规定民法的共同制度和规则，另有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篇。整体而言，德意志式立法体例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就我国而言，为使民法典体系化，必须要有总则篇，从而使各项民事法律制度有共性的内容得以在总则中体现，也可以达到立法简洁的目的，尤其是像法律行为制度，可以其高度抽象的规则来填补合同法等法律调整的空白。此种体例严格区分了物权和债权，对于民法分则体系的完善也有必要。除此以外，关于我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还有几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值得探讨：

1. 人格权法的独立地位问题

人格权法是否有必要独立作为一项制度，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值得研究。传统民法欠缺人格权的规定，各国关于人格权的法律，主要是由司法发展起来的。许多学者主张，尽管人格权法非常重要，但可以在主体制度和侵权行为制度中加以概括、规定。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妥当的。人格权之所以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其原因在于：第一，民法中两类基本的权利，就是财产权和人身权（其中主要是人格权），这是民法的两个支柱，既然财产权可以分为债权、物权等各项制度，人格权为何不能成为一项独立存在的制度？否认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还是受到了“重物轻人”的立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是不可取的。第二，人格权法和主体制度有密切联系，但主体的人格和人格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人格权的侵害不仅仅涉及到对人格的侵害，而且也会造成对公民人身利益甚至财产利益的损害，它涉及到民法中的许多内容，而非单纯的主体制度所能概括。第三，人格权制度也不能够完全为侵权行为制度所概括。尽管侵权行为法能够为人格权提供保障，但人格权的确认，是侵权行为法所不能解决的。人格权必须法定化，这就决定了人格权必须通过专设一项制度来加以确定。

2. 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相对独立问题。（注：详请参看王利明：“合久必分：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载《法学前沿》第1辑，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侵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行为法归属于债法并非天经地义，因特定的文化及法律因素作用所导致的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模式，更具其合理性。而在大陆法的债法体系中，侵权法并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债法体系主要是以合同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债法主要是合同法，学者对债法性质的表述（如认为债法是交易法、任意法），完全不符合侵权法的性质。债的一般规则主要适用于合同之债，而不完全适用于侵权之债。将侵权法置于债法之中，极不利于侵权法的发展。所以，侵权行为法从债法中独立，应是创建我国新的民法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独立并不否认债的概念及规则，而是使其更加合理和清晰，进而与其他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体系。

3. 关于民事责任制度。传统的大陆法民法典中并未将民事责任问题集中作出规定，而是将各类责任在各个民法制度中单独作出规定的，而我国的民法通则一改传统民法典的编制体例，单设第6 章规定了民事责任。许多学者认为，民事责任制度的设立，强调了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预及对民事权利的保障，在体例上具有创新意义。我国“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从整体上构建民事责任制度，使之既借鉴传统民法典总体框架严谨的优点，又弥补传统民法债与责任合一的缺陷”。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诚然，债与责任是不同的概念，债是特定的债务人对特定的债权人所应负的义务，而责任是不履行义务的后果，债与责任的概念的区别，可以成为侵权责任与债务分离的原因，而不应成为民事责任单独设立的根据。单设民事责任的缺陷在于：

第一，使责任与义务分离。责任作为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应与民法关于义务的规定密切联系在一起，先有义务才有责任的发生。而债务等义务只能在债和合同法等分则中作出规定，如果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则与分则中规定的各类义务相互分离。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缺乏逻辑性。如违约责任不是在合同法而是在总则中的民事责任制度中规定，并不合理，因为只有在合同的各项制度都作出了规定以后，才能出现违约责任制度，合同的基本概念等尚未出现，便出现了违约责任制度，显然导致了规则的先后次序颠倒。这种设计也忽略了责任的基础在于请求权的行使，无请求权基础问题的规定，责任的规定是缺乏合理性的。

第三，现行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主要规定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及其共同的规则，然而民事责任并不限于这两种责任，还包括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无因管理之债中本人返还管理人支出的必要费用的责任，各种责任形式的个性远远大于其共性，这就决定了将各种责任在各项制度中分别作出规定，将各种责任集中作出规定更合理，且集中规定也十分繁杂，很难统一。

第四，现行民法通则第134条专门规定民事责任的十种形式， 表面上看，此种列举方式使法官或当事人易于了解民事责任究竟有哪些形式，实际上因不同的责任形式是与不同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如违约金是违约责任的形式，恢复名誉是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形式），只有在不同的责任中规定各种责任形式，才真正便于法官或当事人实际了解并合理运用这些责任形式。

4.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是否应包括在民法中，争议很大。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有其特殊性，并不完全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应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不够妥当。我们不否认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性，但归根结底，知识产权仍然是一种民事权利，其本质属性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结合，而且我国民法通则已在民事权利一章中专设知识产权一节。现行的合同法律制度，也对知识产权的转让和利用设有专门规定。这就说明，我国现行法已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因而，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包含知识产权法的内容。

5.关于婚姻家庭制度。民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法主要调整商品经济关系，婚姻家庭关系不属于商品经济关系，因而婚姻家庭法应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并制订独立的婚姻家庭法典。笔者认为，婚姻家庭关系，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身份关系，也涉及到一部分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民法关于主体、人格权、物权甚至合同法的规定对于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例如遗赠扶养协议等都是适用的。正如江平教授所指出的：“传统世界大陆法系民法典均包含亲属编，这是因为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关系中包含两大类物质生活：一类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物质需求的经济关系；另一类是人类为了使自身能得到种的延续的婚姻家庭关系，而且这两类关系均属于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注：江平《制订民法典的几点宏观思考》，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因而，应该将其纳入民法典中。当然， 现在可以着手婚姻家庭法的修改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应尽快将其纳入民法典。

6.关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争议也比较大。有学者主张采用民商分立的体现，在制订民法典的同时，还应制订商法典或者商法总则。笔者认为，民法与商法均有调整交易关系的内容，且进入交易活动以后，很多情况下是无法分清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因此，民商分立的最大缺点就是立法上产生相互矛盾和重复，而民商合一的优点恰恰是能够解决这种矛盾和重复，使交易规则统一化、国际化，有利于司法体系的内在协调。由于合一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近代和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实行民商合一，民商合一正成为当代法律发展的一种趋势。从我国情况看，把企业和公民分为商人和非商人，把商品经济活动分为商事行为和民事行为，也是行不通的。商法本身不可能组成部门法体系，而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原则，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实际上已对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都作出了一般规定。对商事法规中的一些问题同样适用。因此，应坚持民商合一体制，尽快制订民法典，并在制订民法典的同时另订商事法规，但不能也不必要单独制订商法典和商法总则。

采用民商合一体制，并不是说应当在民法典中包括公司、保险、破产、票据、海商法等商事法规。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借鉴《意大利民法典》的经验，在民法典中包括商事法规。笔者认为如果民法典中包括商事法规，民法典将变得无所不包、杂乱无章，民法典自身应有的体系将不复存在，商事法规虽然应适用民法总则等规定，但仍然应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不应包括在民法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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