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昌庚 ]——(2012-7-25) / 已阅15378次

四、境外类似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外一般没有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概念，从其外观形式与“群体性事件”大致类似的一般以“集体行动”、“集体行为”或“社会冲突”等类似的概念表述。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尤其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和地区，均有程度不等的现有体制无法或难以容纳的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比如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韩国1960年的“4.19”事件、印尼1998年的“黑色五月暴动”、我国台湾地区1977年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原苏联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若干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以及2011年的中东阿拉伯国家事件等。以上案例分析至少可以提供如下一些经验教训与启示：
1、有些国家有着相对良性的宪政体制以及中央政府的正义支持，从而避免社会冲突不会根本动摇基本宪政体制及其中央政府，以尽可能确保中央政府掌握应对事件及改革的主动权。比如美国民权运动中，詹姆斯．梅雷迪斯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帮助下终于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等。
2、有些国家有着较为畅通的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渠道。首先，司法机关坚守了社会救济的最后防线，以及社会公正的底线，从而使民众基本没有丧失对法律及其司法的信任。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在“布朗控教育局”一案中，做出了否定“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判决。并宣布在中学里实行“隔离制”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又如美国联邦法院于1956年12月判决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违法宪法等。其次，新闻媒体、集会、结社等各种社会中间层途径是比较畅通的。比如在1963年的美国伯明翰事件中，很多美国民众通过电视看到警察暴行，进而导致更多的人加入民权运动，以支持社会正义。又如美国允许公民依法成立各种社团组织，进而通过集体理性对抗来表达利益诉求，相对缓解社会冲突的暴力倾向及其负面影响。如1955 年成立了“蒙哥马利改进会”、1957 年成立了南部基督教领导大会、1960 年成立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
3、有些国家和地区能够顺应民意，及时改革。一方面，使现有宪政体制不断完善，从而将尽可能多的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纳入到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实现权利诉求的常态行为化。比如美国国会在1957、1960、1964、1965年中，分别颁布了几个影响较大的民权法案，从而从立法上废除了美国若干种族主义歧视制度，并使美国黑人尤其南部黑人选民大幅增加等。另一方面，许多威权政治的国家和地区顺应民意，有条件的逐渐推进改革，实现社会平稳转型，从而避免了较大幅度的社会动荡。比如韩国、印尼、菲律宾、缅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
4、有些国家和地区未能及时顺应民意并推动改革，或是滥用警力，而致社会矛盾加剧，造成历史后遗症，甚至导致许多国家分裂、民族冲突、政权更迭和惨重的社会动荡。比如美国1963年的伯明翰事件、韩国1980年的“5.18”事件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和当今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中东阿拉伯国家。其中，我国台湾地区尤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处置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中，由于采用压制手段过度使用武力，不仅重创了国民党自身，人为地树立了更多的政治对手，增加了政治对手的政治资本；而且增加了族群对立和“台独”势力等历史后遗症。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民主法治化进程加快，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将这种社会冲突纳入到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解决。无论官方还是学界普遍将此视为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的一种常态行为。比如依法登记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等。即便涉及非法或非正当性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而引发的此类社会冲突，也是通过民意基础上的法治轨道解决。其中，宪政框架内的民意立法以及民意支持乃是冲突解决的关键。
五、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与路径选择
虽然境外从其外观形式上与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相类似的社会冲突多是政治诉求型冲突，还不能与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相提并论。但如前所述，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从其根源来看，多涉及深层次的体制因素。
因此，一方面，我国不能简单地以一般性突发事件来处置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我国不能简单地对群体性事件本身做分类处置，只有群体性事件与非群体性事件分类处置的问题。因为我国群体性事件从其根源及对策来看共性太多。鉴于此，基于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界定及其定性，以及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在现实国情下的定性困惑，在吸取和借鉴境外从其外观形式上与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相类似的社会冲突处置的经验教训与启示的基础上，笔者就我国群体性事件提出如下对策与路径选择：
1、解决模式：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转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教育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市民社会有了一定基础，公民权利诉求与不同利益表达愈益高涨，从而与我国现有体制摩擦愈益频繁，再加以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充当“救火队”角色并以“堵塞”为特点的压力维稳型解决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社会转型的需要。
我国应当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态度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以减少或避免历史后遗症。胡锦涛主席所强调的“包容性增长”实际上寓意深远。这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快改革进而实现民意充分彰显的体制转型以解决公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就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将可能毁于一旦，其他改革也无从谈起。任何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官员及学者都必须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地去直面“改革”这一绕不开的命题！
当然，基于我国民族问题、台湾问题、地区发展差距、贫富差距等现实国情，改革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面临着一种过程。而稳定与改革恰恰又存在着二律背反的困境。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定尚未发生较大冲突。但时至今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一旦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都有可能在改革阶段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甚至因此会逆向葬送改革成果。但过分强调维稳，而不愿意承担应有的改革成本与代价，可能因此将怠于改革动力而延迟甚至阻碍改革进程，从而留下更多隐患，把问题留给后人。
由此可见，一方面，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为改革寻求一种绝对理想化的社会稳定环境，必须要有“断腕之心”以及“长痛不如短痛”之勇气为改革可能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买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不计一切代价地推行改革。体制改革既要考量过去乃至现在公权力管制过度而人为自找“麻烦”（包括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等历史欠账非一时所能填补，也要考量我国体制改革过程中还面临着民族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地方诸侯”问题等特殊国情。有学者调研发现，原苏联从1987 年到1991 年接连不断所发生的所有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初原因。 我国既要吸取原苏联东欧等国家体制转型的经验教训，也要学习和借鉴韩国、印尼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经验教训与启示，其目的是希望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与代价，以成功实现体制转型。
因此，没有维稳意识的改革不应当成为中国语境下的改革选项，但维稳又必须以改革为前提，维稳基础上要有一种“改革期待”。我国应当将更多的维稳成本转嫁于改革成本，通过纳税人提供的维稳成本与改革的利益得失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以暂时的“冲突”、或然的隐患与稳定之间博弈的最大公约数换得公民权利彰显的长治久安。针对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我国应当从消极的被动的压力维稳型解决模式向积极的主动的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应当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唯有主动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动权，才能降低我们执政党、国家及民族在体制转型中的成本与代价，尽可能减少或避免人为造成的“敌人”，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国家分裂、民族冲突、“地方诸侯”以及“民粹暴政”等可能出现的消极现象。以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为例。在事件发生之后，我国加大了新疆改革发展力度，这很显然是一种滞后的被动改革，难以弥补维汉民族之间在“7.5”事件中的又一民族伤痕。针对“7.5”事件中采取暴力手段的相关当事人，如果不依法制裁，将有违法治底线，并助长民族分裂势力；如果依法制裁，同样制造并延续了民族仇恨。因此，唯有主动改革，尽可能消除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力求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才是消解民族矛盾的出路。
2、改革路径：“相应保障”的宪政体制
如何改革？总体而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意充分彰显的宪政体制，保障公民的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即便限制公民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也应当体现公权力运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正如德沃金曾经说过，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证明它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正当性，特别是当它限制公民自由的时候。 如何确保公权力运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并非源于公权力自身，而是源于民意充分彰显的宪政体制。唯此，才能解决公权力及其所支配客体的合法性问题。这是决定任何事情正当暨公正与否的前提和基础。一旦解决了公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有了相对意义上的“良法”与“恶法”之分，确立了公权力的公信力，并把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纳入到宪政体制内解决，那么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自然纳入到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解决。
从群体性事件视角来考量，这种宪政体制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有民意充分彰显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体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也是解决公权力的公信力以及任何事情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前提和基础。近期的广东乌坎事件即是例证。（2）有一套权力制衡的文官制度，以构建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社会自治与有限政府将把大量社会纷争消解到“意思自治”与“契约自由”当中，而无需公权力“劳心伤神”。其实，我国诸多群体性事件是公权力管制过度而自找“麻烦”的结果。（3）关于社会纷争与利益冲突，有一套有效解决途径的司法体制。司法应当成为社会纷争与利益冲突的最后裁判者，并应当坚守社会公正的底线。如果不能秉承这一法治底线，那么信访等司法体制外的解决方式便应运而生。即便将其纳入现有体制内考量，也因扭曲权力配置而进一步助长行政权膨胀与司法不公，进而进一步滋生群体性事件。（4）有一套有效的社会民意表达与宣泄渠道，包括新闻媒体以及青联、妇联、工会、律协、消协等社会中间层组织，充分发挥社会中间层组织等团体社会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集体理性“对抗”作用等，以减少非理性的暴力冲突。比如在云南孟连事件中，如有农会组织代表村民与橡胶公司、当地政府协商对话，以及有效的司法途径等，或许不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社会冲突。鉴于上述改革内容已是社会共识，在此不再详叙。包括群体性事件等诸多话题对此详加论证，已无多大意义。
问题应当回归到，在中国语境下，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改革成本与代价实现民意充分彰显的宪政体制？这是无法回避的话题。许多人基于政治敏感性，而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我国急需解决的话题。依笔者之见，通过“相应保障”的社会建设来推动良性宪政体制的平稳转型。或许，有人以历史中的印度、巴西、南非等若干个国家为例来反驳笔者的立论，并以此来推论笔者的中庸观点。但立足于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及现有体制，一旦突然“放开”，在没有足够相应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基于严重的城乡差别、东中西部差别、贫富差距以及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现实中国国情，将容易引发国家分裂、“地方诸侯”和“民粹暴政”等社会动荡问题。虽然面临着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比私人权利更为重要的价值判断困扰，但时至今日的中国在体制转型改革方面考量上述因素乃是相对较优选择，以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与代价。这应是我国改革所追求的目标，而这恰是中国体制改革的难点所在！原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足以引以为鉴。
因此，中国的宪政体制改革必须同步考量如下社会建设内容：（1）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国际接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培育和壮大市民社会。（2）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对落后地区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支持力度，缩小城乡差别和东中西部差别，尽快形成一种“橄榄型”社会。（3）进一步加强以教育优先发展为目标，尤其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以一种开放、多元和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尽可能培育更多的理性并具有法律素养的现代价值观的公民，尤其维、藏等少数民族公民。（4）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既是公民应有权利的体现，也是体制转型中尽可能减少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和“民粹暴政”等消极现象的重要手段。（5）本着财权与事权相适应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尤其维、藏、蒙等自治地方，在加大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要优先于内地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对公正的体制建设，适当借鉴特别行政区制度以及联邦制的某些经验，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有利于加大中央向心力，以便中央政府在未来改革中涉及民族问题等能够掌握主动权。（6）进一步加大具有较高学历尤其具有包括法律在内的人文素养背景的人才进入军队和公安武警系统，加快军队和公安武警的现代化进程。这既是群体性事件现实理性处置的需要，也是社会转型改革保驾护航的需要。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还是改革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而优化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虽然这有可能在一定阶段加剧民族问题，但这又恰是理性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手段。我们不能因为“问题”而回避“问题”，而必须正视“问题”并在“问题”基础上去解决“问题”。
虽说上述社会建设内容还受制于宪政体制改革，两者之间的改革先后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与冲突；虽说上述社会建设内容的推进，尤其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可能因此而延缓宪政体制改革进程。但时至今日，我国宪政体制改革尽可能同步考量上述社会建设内容乃是较优改革方案。至于在可掌控的改革进程以外的突发性事件，则另当别论。因此，我国当前就不应当存在所谓的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问题。
当前最关键的是，在确保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应掌握改革的主动权，以一种主动态度同步推进上述改革内容，给社会一种“改革期待”，从而将社会的不满情绪限制在社会可容忍限度内，并以较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转型。否则，不但会制约上述改革内容，而且容易激发社会不满情绪，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从而付出沉重的转型代价。
3、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对策：宽容与法理
虽说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但毕竟社会建设以及相应的宪政体制改革基于中国国情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针对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处置，尤其针对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等，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谨慎立法
有学者建议国务院制定一部《处置群体性事件条例》等。 笔者以为，我国要以史为鉴，吸取清朝等历史教训。清朝晚期，针对愈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大清律例》中制定了多条专门性条例，将“群体性事件”非法化, 断绝了民众正当表达和协商的途径，使社会矛盾长期累积而得不到正常的宣泄，最终民众只能通过极端的、暴力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国家立法在民众的反叛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以社会主义为价值追求的今日中国与清朝等不可同日而语，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处置则有史鉴之意义。因此，笔者以为，立法重点在于群体性事件的根源考量，比如《新闻法》、《官员财产申报法》、《政府信息公开法》、《反民族歧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尽管这也要取决于宪政体制改革，但立法毕竟与体制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以起渐进式推动体制转型改革之作用。而对于群体性事件本身，则尽量不立法，以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即便立法，也应以效力层级较低的临时性部门规章或地方规章等形式出现。因此，我国《刑法》以及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与完善。我国当初并非简单照搬《紧急状态法》的国际惯例，而是基于《紧急状态法》条件尚未成熟的现实中国国情，最后以《突发事件应对法》形式出台就是一种成功立法范例。而且，从《突发事件应对法》内容来看，也比较合理。该法主要侧重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即便涉及社会安全事件，也不涉及定性问题，而侧重于善后处理。相比较而言，有些国家不合时宜地滥施《紧急状态法》均起到了负面效果。比如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
随着体制转型改革的深化，一定时期内的群体性事件愈益频发，我国愈是要秉持这种谨慎立法的科学态度。
（2）谨慎执法
首先，从执法主体来看，要淡化针对群体性事件的专门处置机构，不要有意识地把矛盾推向“火山口”。因此，笔者不赞同国家机关设立专门的“维稳办”做法。理由在于：一是“维稳办”的设立使公民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为地在国家公权力与民众之间制造对立情绪；二是“维稳办”的设立进一步助长了相关职能部门份内事情的相互推诿，进而制造新的矛盾；三是“维稳办”为了寻求政绩，一旦措施或手段不当，有时反而起到相反作用，人为地制造矛盾焦点。也有学者建议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做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综合应急对策总部之类的最高协调组织。 笔者以为，在体制转型尚未完成之时，设立这样的机构反而可能起到相反作用，不仅可能紊乱现有的国家机关职能分工及执法体系，而且可能异化该机构的功能与定位。但不排除在相对妥善解决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之后，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机构。当前，不是要不要再设立“维稳”机构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发挥现有国家机关职能的问题，而这取决于公权力的合法性及公信力。否则，便是“画蛇添足”之举。
其次，从执法行为来看，秉承慎用警力原则，即便应急性维稳措施也要有一种“改革期待”！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既然谨慎立法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应然立法精神，那么实际上就赋予了相应执法主体在群体性事件执法中的更多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这至少需要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加以考量，而其背后则需要更多的权力制衡与社会监督。但在我国现有法治环境下，此乃是不得不为之的做法。一定的成本与代价以换得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减少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公权力要有一种自信与主动改革的勇气去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从而掌握处置事件暨改革的主动权。具体又包括如下几点：①对于因地方权力行使不当造成的群体性事件，中央政府要及时表态支持受害方，坚守社会公正底线，以换得社会公众谅解，避免矛盾上移，争取改革主动权；②当地政府要及时公布事件真相，主动发挥新闻舆论监督权；③要勇于正视与检讨某些群体性事件本身，甚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及民族问题，不妨可以考虑借鉴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做法，必要时作出公开道歉或“恢复原貌”。“恢复原貌”或一句“道歉”有时更容易化解社会矛盾、历史恩怨及民族恩怨，进而从根源上消除某些群体性事件隐患，胜似若干个执法机构及若干条维稳措施。比如贵州原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事件中的三次“道歉”起到了良好效果。
三是处理群体性事件要秉承慎用警力的原则底线。国外尤其西方国家一般坚持警察中立，强调最少使用武力原则。我国现阶段虽不至于强调“警察中立”，但慎用警力乃是相当必要，以免留下历史后遗症。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应吸取教训。与此相反，厦门PX项目事件则值得学习与借鉴。即便如此，在特定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紧急权及相应的应急性维稳措施仍是必要的，但需符合最低人权标准及民主宪政发展要求；即使存在牺牲或遏制必要的公民权利为代价，也应当伴随着“改革期待”，以尽可能取得社会公众谅解，并换得社会的忍耐力。此乃是长远价值目标之实现与眼前价值的取舍，而非法治暨正义之一般考量，但有着法治暨正义之底线。而这关键取决于学者与官方暨社会各界之间能否形成一种意志暨权益表达的博弈机制。这是应急性维稳措施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应急性维稳措施就容易成为改革的“挡箭牌”，改革维稳型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
再次，从执法业绩考核来看，政府官员业绩评价体系要慎用维稳指标。当下，政府官员业绩评价体系包括维稳指标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维稳指标。如果把维稳指标仅仅理解为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的发生频率低，那么可能因此导致政府官员抱着“求稳”心态，不求改革进取精神，并容易采取高压姿态“堵塞”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进而形成一种以牺牲公民权利诉求为代价的僵化社会稳定，从而为后人留下更大隐患。因此，维稳指标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当地的历史因素和民族因素；二是当地的自然条件因素及经济发展因素；三是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发生的根源因素等。总体而言，维稳指标不应简单地以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发生频率为考量因素，而关键看当地执政者的执政行为是否有利于从长远消除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的根源，以谋求一种民意充分彰显的动态社会稳定。如若不能从根源上寻求（哪怕是尝试寻求）解决问题，即便眼前的社会稳定也应是鞭挞的对象。进而言之，如若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是因前任执政者造成的隐患而引发，也应追究前任执政者的政纪暨法律责任。当然，以上判断不能来自于单方面的官方界定，关键来自社会公众的自由评价与利益集团的充分博弈，以求得一种合法性与正当性考量。唯此，方能推动政府官员从根源上寻求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策。
（3）谨慎司法
谨慎立法必然追求一种谨慎司法理念。但宽容的同时，尚有法治的底线。这是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的应然要求。否则，面对中国语境的社会转型期，将有可能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与代价，从而有违秩序与正义之一般追求。如何把握这种法治底线，以做到谨慎司法？笔者以为，应当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谨慎立法并非意味着司法“真空”，而是存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虽然英美法系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并非完全适合于现实中国国情，但至少对于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而言，从法律条文回到法官头脑，虽然增加了司法风险，但降低了改革风险，因为个案是非总比普遍适用的法律文本是非降低风险。如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够置身于社会公众的自由评价环境中，则更能彰显正义，以进一步降低改革风险。至少笔者可以建议，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司法审判，应当硬性规定引入改革意义上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新闻媒体监督制度。尽管上述这些依赖于宪政体制改革，但这些毕竟与体制转型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过程。
其次，谨慎司法意味着要严格界定群体性事件。如前所述，群体性事件特指从根源上看，公民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在现有体制内无法或难以得到解决而引发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不特定多数人的集体行为。因此，要将群体性事件与现有体制可以考量、且已经达成民意共识的无论合法暨正当与否的集体行为加以区别，前者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慎法”精神，后者则是现有法律保护的正当公民权利诉求或是法律制裁的行为。比如有学者提及群体性事件中的“有组织犯罪行为”， 实际上已经超出本文所指的群体性事件范围，也是现有司法体制所能解决的问题，理应受到司法制裁。一旦区别不当，甚至放大群体性事件外延，要么损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诉求，要么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要么丢失基本正义而留下历史后遗症，要么当地政府逃避责任的借口等。比如群众因征地拆迁的上访行为要与某些人乘机从中打砸抢等行为加以区别，否则有违社会基本正义。
再次，群体性事件司法裁判重在根源，而非外在形式。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在于合法或正当的权利诉求及利益表达，即便外在形式出现了非法行为，则司法应本着“公共利益并不比私人权利更为重要”的理念宽容对待，以体现正义。比如行为人为了维护正当权益或因公权力腐败而一时情绪激动所采取的过激行为与那些动机不良而浑水摸鱼所采取的打砸抢行为应加以区别对待，前者应宽容法理，后者应依法制裁。如果非法或非正当性权利诉求及利益表达进而因误导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则应从根源上寻求救济，而应对其后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宽容对待。 否则，一旦司法处置不当，危及社会基本正义，便容易留下历史后遗症。司法处置了一批人，却留下了更多不满的种子。比如湖北石首事件中，当地政府与涂远高家属签署的《关于“6.17”事件与死者家属有关事项的协议书》中，规定是否追究法律责任本身有违法治精神。事后又进行“秋后算账”，更是激起当地民愤。姑且不论司法裁判是否公正，但就当地政府的前后行为已经深深刻上了人治色彩。即便司法裁判公正，公权力的公信力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同样，贵州瓮安事件等也值得反思。
又次，群体性事件司法裁判要谨慎考量《刑法》第六章的有关规定。笔者建议对《刑法》第六章有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严格界定群体性事件与非群体性事件的集体行为的法律适用，力求避免司法审判的历史后遗症。
最后，虽说群体性纠纷诉讼机制是一个司法技术层面的话题，但若构建得当，可以有效发挥司法功能，适当化解社会矛盾。因此，群体性事件在司法诉讼层面上，在已有代表人诉讼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借鉴能够作为公益诉讼的德国式的团体诉讼制度和美式集团诉讼制度。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当初在20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等社会冲突中就发挥了积极的司法能动效果。
四、结语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主要源于公民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和现有体制的摩擦而产生的体制外冲突。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尚未成熟与定型，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存在着合法性与正当性困扰，由此也注定了群体性事件定性困惑。鉴于我国国情，我国既不要寻求理想化的稳定环境进行改革，也不要不计代价地进行改革。我国应当吸取和借鉴境外经验教训与启示，以史为鉴，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以社会建设为主导的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进而将群体性事件纳入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解决！一旦群体性事件视为一种常态行为时，中国特色的“群体性事件”概念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体制转型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针对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和谨慎司法，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其目的是，在法治与正义暨社会稳定之一般追求的同时，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给社会一种改革期待，给后人留下一种更为和谐的稳定基础。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其“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也有学者或许认为，该文已经接近真理，但在现实中实施有难度。笔者理解这种苦衷。但笔者以为，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得失，而回避问题，甚至说“假、大、空”话。鉴于学者良知，笔者不想论伪命题的话题。虽然，真话并不一定意味着真理，但真话可以充分彰显民意。在民意充分博弈的过程中，可以相对地实现“真理”。尽管学者与执政者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存在认知的偏差，即便学者换位于执政者身份而可能改变或部分改变其立场，也并不能因此否定学者的价值。二者暨多元认识的互动使其无限接近于共识，此乃是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社会进步之福音！
其实，一旦说出实话，道理非常浅显。而假话套假话，反而使问题愈益复杂。我国诸如此类的事例不在少数。就如同儿时所听到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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