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琳 ]——(2003-9-16) / 已阅71929次

同居问题及其法律思考

思 琳


恩格斯说：“今日的性爱，与单纯的欲望，与古代的恋爱之神，在本质上大有区别。第一，它是以恋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第二，性爱有着这样的强烈性与持久性，即在这种强烈性与持久性之下，在双方看来，不能得到对方以及与对方分离都是一件大不幸，虽然不是最大的不幸；两方为互相占有起见，甘冒很大的危险，以生命为赌博，......."1
恩格斯说：“结婚的完全自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由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的消灭，把那在今日对选择配偶尚有巨大影响的一切经济旨趣除去以后，才能达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存在。” 2他还指出：“如果道德的婚姻只是根据爱情的婚姻，那么唯有恋爱继续存在的婚姻，才是这种婚姻。......要是感情已经完全消失或由新的热烈的恋爱把它排挤的话，那么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社会，都是幸福了。” 3
除了相互的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的恋人。他们的爱，是道德的。他们没有时间重建家庭去实现道德的婚姻。只能维持现状。维持现实，要付出代价，被不齿为：通奸、私通或叫婚外恋，经常表现为同居。
同居已经成为为数不少年轻男女的生存常态。本文试图通过对同居现象的考察，思考关于同居的法律问题。

同居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同居，这样解释：①同在一处居住；②指夫妻共同生活。
一些专家给现代的“同居”这样的定义：①为了一定时期的快乐的行为；②试婚；③不履行法律的形式的事实婚姻。
《中华人们共和国婚姻法》中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解释为“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这里“同居”一词仅仅指的是“共同居住”，
重婚与非法同居。重婚与有配偶与他人同居都是非法的。非法同居一般指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们共和国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规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与他人同居"不同于重婚和婚外恋。重婚是犯罪行为，指有配偶而重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同居应是以婚姻名义的，应受刑法制约。违反纪律、道德界限，搞婚外恋、通奸则属于纪律和道德谴责范畴。判断是否为"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就要看双方关系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关系的稳定性和是否居住生活等方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婚外同居规定了认定标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共同生活，关系相对稳定，且共同生活的时间达到３个月以上。
同居、通奸与婚外恋。通奸与婚外恋都可以表现为同居，其质的区别在于：通奸意在性关系；婚外恋意在恋情，重在爱。共同点：都是性关系。性关系也是有区别：性交与做爱就不同。性交是生理的，没有爱也可能性交；做爱首先是爱，既是生理的同时必须是心理的。灵肉一致才叫做爱。

同居浪潮在国外
　在世界历史上，一些思想前卫的人较早地公开同居，以此作为对抗传统和封建意识的一种形式。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和需要，不去结婚，不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他们选择了同居这一两性结合的方式。世界上有一些很著名人物无视传统的婚姻制度，为自己选择了同居的生活方式。
　　最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他终身未婚，而是在22岁时，与一个爱尔兰的纺织女工玛丽-白恩士同居在一起，建立了新型家庭。与玛丽的结合，促进了恩格斯对工作阶级状况的了解，使他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彻底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4
　　19世纪法国的小说家乔治桑，她经过了一次不成功的婚姻，由于她不能忍受男人的权威意识，一生为妇女摆脱夫权，为保障女性的身心自由而斗争。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她违背了一切传统惯例，一生充满浪漫色彩。她与波兰音乐家萧邦的同居了八年，尽管有不少非议，但是这惊世骇俗的爱情为他们在各自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焕发出大量的激情与灵感。5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让·保罗·萨特和女权主义的先驱西蒙那·德·波娃，他们二人终生生活在一起，却不履行结婚手续。他们都可以去体验风流韵事，二人的关系却一直维系不衰。他们都认为只要二人永远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就够了，这就是婚姻的本质，而无需去办理什么手续。萨特曾提出过结婚，但他又指出，婚姻的俗套将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与日本姑娘安娜从1916年同居，当时他们两个家庭都反对他们的结合。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回国，他们同居了二十多年，育有五个子女。始终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郭沫若曾对友人说过，结婚是恋爱的葬礼，常保持纯洁的爱情心境，是最理想的。6
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家肖红与肖军，肖军搭救肖红时，她已经是一个待产的孕妇，肖红分娩以后，他们就同居了。那时在左翼圈子里，婚礼的形式是不需要的。
许广平与鲁迅在反抗旧社会旧礼教的共同斗争中，从师生、战友发展到恋人，并同居生活。许广平在谈到她与鲁迅的恋情时坚定地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他们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与压迫”，不畏惧那些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袭击”，坚定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掀起了性解放浪潮，蔓延到东欧许多国家，尝试婚姻、模拟婚姻、同居不婚大有同传统婚姻制度分庭抗礼之势。近半个世纪来，同居现象在西方的发展经久不衰，人们既尝到了它的甜头，也领略了由此带来的困扰与忧虑。
美国从6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及女权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男女两性角色冲突加剧，“离婚爆炸”打破了家庭的稳定，非婚同居者增加，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普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加深，少女怀孕问题严重。究其原因，传统的婚姻价值观与家庭责任感被自我满足的追求所取代。根据最近統計資料，美國有400萬對男女同居，是1970的數字的8倍。年青的男女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會先選擇同居而不是直接結婚，所以曾經同居的男女的數字應超過400萬。7
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1968年法国只有百分之三的夫妇不登记结婚，而到1998年，不登记结婚的夫妇就接近200万对，相当于每五对夫妇中就有一对不登记结婚。
　　同居之风近些年来在观念较为保守的东方也逐渐流行。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里的年轻人就标榜这样的爱情观。据报载，有韩国留学生著文谈到这部片子时写道：现在想结婚的人日益减少，想离婚的人却显著增加。韩国出版了《试婚而后结婚好》一书，“试婚而后结婚好”的说法流行起来。现在，恋爱与结婚不是一回事的观念已是大多数韩国年轻人的爱情观了。尤其是最近持有“结婚之前一起生活一段再决定结婚与否，是防止结婚后离婚的好办法之一”，这类想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认为，为了把握两个人的配合程度，也就是把握性格、爱好、生活观、价值观等，而不计较双方之间的出生背景与经济条件。在交往中发生矛盾，就是分手也无所谓，他们认为如果婚前发现不合适，就应该在婚前分手才对。对他们来说，爱情与结婚并不是一回事。
　　新一代的日本妇女在婚姻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们也并不急于走人婚姻，单身女士的比例也在上升。已经在公开讨论欧美兴起的“新同居时代”——即数男数女同居在一起，一些青年人不肯成年，向着“立”的相反方向逃离，并且与朋友们合居。
我国的城市男女同居，没有西方那些复杂的背景和情况。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同居属于“试婚”性质。但是，“试”而不婚是普遍的结局。正如某些同居者所说：“我既然能喝到免费的牛奶，干吗还要养奶牛？”一个女孩与男友同居一年半载，“新娘变旧娘”，男友娶她为妻的兴趣多半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一位坚决离弃女友的同居男人这样替自己辩护说：“本来就是试试看嘛。就像你到商店试鞋，不能试哪双买哪双，要试到合适的才买。”他还补充说：“女友毫无新鲜感和刺激性了，娶她做妻子岂不糟蹋了我的新婚之夜？”
至于那些纯粹是为了满足暂时性欲而同居的男女，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其同居关系破裂得更快。连续的同居成“瘾”，对婚姻就淡漠了。习惯于同居生活方式、寻求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享乐的人，日后越来越难以进入婚姻这座“围城”了。
是否同居关系会培育一批“快乐的单身汉”呢？至少对女性来说，回答并不轻松和乐观。在我国，同居关系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与保护。女方在同居中怀孕，堕胎或生养私生子等，男方不负补偿的责任。在专家门诊中，常有年轻女性咨询关于未婚堕胎、引产造成了健康损害或未婚生育子女，能否向男友索要“赔偿费”的问题。迄今，我国的法律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女性同居者一般视同居为走向婚姻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但男性同居者则多半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过性生活的机会，无需什么承诺。一个女人的同居意愿可能恰好是冒险给男人送去一个错误的信号。如果一个女人真的想让男人娶她为妻并珍惜她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男人轻易地得到她。“来得容易去得快”，这是人所共知的规律，在同居关系上也不会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如果你选择在婚前同居，你的婚姻就更有成功的把握；但确有证据表明，婚前同居过的夫妻离异率更高。
《四川在线》和《三九健康网》报道：记者就大学生同居的问题走访了西安、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６大城市的一些著名高校。采用无记名问卷式随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婚前同居行为表示“可以理解”或持肯定态度的占４８．５％，“说不清的占２７％。也就是说几乎７５％以上的大学生差不多“认可”或“不反对”同居这一现象。在口答“当您的恋人向您提出婚前性行为的要求，您将采取什么态度”，其中表示答应或可能答应的大学生竟占５６％；在回答“只要确立恋爱关系，就可以发生性行为”这一问题，接受此观念的大学生占２３．５％，“说不清”的占３５％；在回答“您有过和异性同居的行为吗”问题时，表示“有”的竟占５２％，而女生竟高达６７．３％。
《家庭》杂志社家庭研究中心与有关机构合作，调查了广州地区的100名非婚同居者。调查资料显示：
　　1.非婚同居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 ：年龄一般不超过30岁（占66%）；教育程度在初中与高中之间（分别占32%、45%）；职业以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居多（分别占20%、18%和14%）；性观念较“开放”。
　　2.非婚同居的理由：67%的人选择非婚同居是“因相爱而生活在一起”，只有1/6的人表示非婚同居目的是试婚，认为非婚同居是“可取”的最大理由则分别为“可以为正式结婚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占25%），“有助于日后正式结婚后夫妻幸福和谐”（占24%），以及“发现双方不合适容易分手”（占24%）。这表明“试婚”是那些非婚同居者的最主要的动机。
　　3.男女双方在同居问题上是否“一拍即合”：近半数（46%）是男女双方都有这样的想法而同居的。由男方提出，女方乐意接受的占17%，“因为已经发生性关系，不得已而为之”的占11%。同居中的男女双方基本上属于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关系，他们之间只有12%在口头上或书面上有过同居的约定或订过合同等；但约束力显得相当弱。
　4.非婚同居者对目前的“生活伴侣”评价：64%的同居者认为目前的“生活伴侣”是理想中人，并且有同样比例的人“非常想”或“比较想”与他们结婚。72%的同居者表示只和一个异性同居，先后与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异性同居的分别占8%和5%。同居时间短的仅一个月，长的达11年以上。这些同居的异性对象认识的主要途径依次为同事、朋友（占51%），同学、邻居（占16%），自己偶然认识（占11%）等。
　　5.非婚同居失败对当事人意味着什么 ：非婚同居期间的“准夫妻生活”不能不对当事人，尤其是女性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中17%的人提到有过人流的经历，另有2%的人生下了“私生子女”。他们当中，经常或有时“采取避孕措施”的分别占26%和32%。半数以上（占58%）的同居者表示考虑过万一同居失败会对今后择偶、婚姻等带来不利影响。假如同居失败，感到“非常痛苦，无法接受分手的现实”的比例最高，占21%；提出“再也不想采取同居方式”的次之，占18%；觉得“心里难受，但只好自认倒霉”的占14%；表示“根本不在乎”的占13%；另有8%的提出“振作精神，再找一个合适的同居”。由此可见，同居失败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6.非婚同居者有否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当问及“你实行非婚同居，周围的人知道吗”时，表示朋友知道的占44%，父母知道的占36%，邻居知道的占20%，单位知道的占10%。只有28%和22%的同居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或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来自单位的压力则更小，仅有12%的人感受到。
　　7.非婚同居者的性观念如何：41%的人认为“只要男女相爱，婚前同居可以接受”；另外，有半数的人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在性问题上是属于“十分开放”或“较开放”。
为上。

当今世界同居兴起的原因
首先，60年代中期，欧美社会一部分年轻人率先举起反传统的旗帜，对主流文化中的一切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自然也在受批判和怀疑之列。一时间，交换配偶、联合家庭、公社群居、性俱乐部、同居等新潮伴随着“离婚爆炸”与“性自由”而竞相争奇。可以说，在6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中的性自由浪潮，最终冲破了对婚前性关系的禁忌；而60年代开始的“离婚爆炸”局面，又使年轻人失去了对婚姻的信心。许多人不敢大胆涉足婚姻，而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或者算着怎样将今后分手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因而不愿对两性关系作长期投入。
其次，由于青少年性成熟与性活跃期提早，而人们结婚的年龄又普遍推迟，因此年轻人易于在“性待业期”同居；而物质生活的日渐改善，使成年男女有条件与父母分开居住；他们在这段时间采取同居生活方式，既可省钱，又可获得异性的陪伴，较“方便”地得到性满足。此外，随着避孕技术越来越方便有效，广告媒介中的性娱乐宣传增多，社会上的性服务行业的兴盛等等，都在为同居关系推波助澜。
同居关系的时兴也与女权运动高涨有关。女权主义者们指责一夫一妻制婚姻历来以男人为统治者，因而期待同居关系给女性带来平等权利和独立自主的空间。加之，妇女纷纷进入劳动市场而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使婚姻对她们来说似乎不是必须和理想的选择了。

总共4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