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剑兵 ]——(2003-6-27) / 已阅15622次

（三)、不要轻信所谓的“民主”，而要体现真正的“民意”。
首先应该设问：什么样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有人认为，在投票箱里出政权的年代，没有被投票箱证实的民意是不值一文的，而米洛舍维其的垮台，说明他和他的政府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我认为，这种说法的荒谬早已被科什图尼察的施政纲领演说所证实姑且不论，我还要另外质疑一句：难道另外的40%的选票就算不得真正的民意了么？既然民意不容强奸是普遍的正义，那怎么又可以用48%的民意去强奸40%的民意呢？民意不是玩在嘴边文字游戏，民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并不是以投票箱为唯一载体的。因为，在许多的时候，真理并不是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 上的，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就请阁下去研究一下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和中国的文革吧。古今中外有无数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道理：民主政治有非理性化的潜在危险性！就以西方民主的楷模美国为例，他们在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上所承认的“真正的民意”其实是两个民意：一个是美国议会所代表的民意；而另一个则是美国总统所代表的民意。当国会的“民意”不符合总统的“民意”时，总统的“民意”就可以否定国会的“民意”（即总统可以行使对议会法案的“口袋否决权”）。所以，我们起码应该看到“民主化”的致命内伤：民众在狂热和狭隘支配下的非理性化选择。这一致命内伤对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危害！
所以，凡是有理智的中国人，决不应该轻信所谓的“民主”，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里，有无数的“志士”们为在中国实现西方化的民主前赴后继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什么呢？他们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到是为内战和内乱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并且为盲目的民众提供了一些可以发泄不满情绪的狂热口号而已。诚如勒朋所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勒朋认为，他这里所描述的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从古至今，与宗教或准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它甚至是一切伟大文明最基本的动力。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朋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6] 因此，科学的民主，不是也不应该是盲目的去体现什么“民意”，尤其是不能去体现在狂热和偏执的“群体情绪”控制下的“民意”，“真正的民意”不但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更需要合理与合法的制约！作为当代中国有理智的政治家和有头脑的思想家们，现在应该是坐下来稳稳当当的和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什么是当前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意？”的时候了。
（四）、政治问题主要是个程序问题。
如果说，米洛舍维其的下台是体现了南斯拉夫的“民意”的话，那么充其量只是体现了“米洛舍维其下台就可以解除制裁并得到美元”的民意，诚如分析家言：其实这个地区一向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两次世界大战都由这里发生的事件引起。到不是那里的国家本身对世界有什麽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只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有利害冲突的大国集团必争的势力范围。而那个地区多民族多宗教特点，也形成自身无法“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只能成为国际势力的“角力场”和得分的“显示牌”。塞尔维亚民族最多只能象铁托时代“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借社会主义集权制度作靠山，压制了各地区民族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拉拢贿赂，靠其经济支持给自己创造一点“繁荣”。但是这是“嗟来之食”，一旦靠山（或贿赂者）本身情况变化，自己就毫无应变之力，再次成为一堆被推倒重砌的“麻将牌”，历史用不了多久就将再次证明，无论那里发生什麽事情，都只取决于那些国际“牌手”而不是“麻将牌”本身。[5]所以，与其说米洛舍维其的失败是“失去民意”，到不如说他是失败于错误的“民意判断”和同样错误的政治程序。首先，执政党竞选联盟对民意调查的结论本来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对待，并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包括在必要时更换总统候选人，但执政党竞选联盟却没有及时地对“真正的民意”进行认识和分析，是导致米洛舍维其得票落后的一个原因。其次，米洛舍维其及其政党所奉行的“民族主义”所需要的政治体制本来就应该是“民主集中制”体制，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们却偏偏把自己继续执政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化的“民主”和“大选”体制上，这不能不说是米洛舍维其政权失败的另一个原因，而且是最主要和最致命的原因。
由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失败，建议当前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应该认真吸取其在政治程序问题上失误所提供的教训和启示，那就是：必须在中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必须在中国尽快建立体察“真正民意”和“按真正民意施政”的机制，尽快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程序作出科学的与合理的设计，以实现政策的连续和执政地位的稳定，如此，则中国人民幸甚！



[1]、见 《文汇报》2000-09-05有关报道。
[2]、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重读勒朋》，摘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3]、本段参考了网友“心灵逼问”的文章《米洛舍维其的崛起和覆亡》，谨以志谢！
[4]、士伯：《南斯拉夫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摘自《新观察》网站。
[5]、士伯：《南斯拉夫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摘自《新观察》网站。
[6]、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重读勒朋》，摘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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