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寒梅 ]——(2011-9-28) / 已阅3146次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通常是刑事被告人，因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状态，被告人在话语上处于劣势，原则上均能为争取从轻处罚而为“愿赔”之意思表示。但被告人多为没有赔偿能力的无业者或者进城务工的农民，能否赔偿被害方的物质损失最终取决于其亲属的赔偿态度与赔偿能力。要使被告人亲属愿意帮助赔偿，首先是建立他们对司法工作的信任，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晓以积极赔偿之收益。
鉴于被告人最终要受处刑罚，其亲属往往担心履行赔偿义务后法院“食言”，不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者从轻幅度太小以致失去实际意义。因此，法官在与被告人亲属的交涉中要为消除此种不信任感而多费口舌。在多数案件中，法官都要或易或难地先过信任关。只有建立起被告人亲属对司法工作的基本信任，调解和实判才成为可能。
在建立基本信任之后，被告人亲属最希望了解的是积极赔偿所带来的收益。目前，刑事法官手中掌握的最有力的“利导”武器是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4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法官在与被告人亲属的交涉中通常都会使用该条规定，以便在他们的观念中建立起积极赔偿同时能使被告人受益的“双赢观”。法官在被告方交纳赔偿款后原则上都会对被告人予以适当的从轻处罚，从轻幅度取决于罪行的严重程度、实交额与判赔额的比例以及被告人亲属的交款诚意和努力程度等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