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利民 ]——(2011-1-24) / 已阅9017次

“官当”杂议

熊利民


　　官当，封建社会中官吏犯罪可以官品抵罪的制度。它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律》，有“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的规定。唐律，则集官当之大成。凡官员犯徒罪、流罪的，均可以官品来抵罪。官品越高抵罪越多。一官不足当，可用另一官来补当，现任官不足当，可用历任之官追当。仍不够的，还可用免官、除名等来赎当。再有余罪的，就以钱来赎。总之，刑不上大夫。而且除名、丢官也只是暂时的，只要忠于皇上，过一段时间仍可重新做官。
　　史载武则天时期，酷吏来俊臣爬上四品御史中丞后，因受贿，被劾“下狱当死”，武后念其忠心，“得不诛，免为民”。后复职五品殿丞，又因贪赃被贬为八品同州参军事，不久又得提拔，“暴纵自如”。按唐律，官吏受贿、贪赃是要重惩的，但官当网开一面，赃官暴吏自可为所欲为。正因为官当是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法定特权，对皇帝和官僚有特殊保护作用，自隋唐起历代统治阶级都死抱住不放。直至清末法律制度改革，因时代潮流变了，官方刑法典才不得不忍痛割爱。当然，官当也不是毫无限制的。犯十恶大罪，斩无赦，这是万万不能官当的。而且，官当对封建国家机器来说，也是有利有弊，它常使朝纲混乱。有鉴于此，明太祖朱元璋惩前代法度纵驰之弊，治乱世，用重刑，官当也暂时丢一边去了。他创制的“庭杖法”，专治大臣。因户部侍郞郭桓等人吞没官粮，被处死的官吏达数百人。朱元璋的历史功过自有公论，但他不搞官当，却是值得称道和今人借鉴的。
　　温故而知新。官当作为一个封建特权法律制度，早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于1954年就写进了国家根本大法。解放初对张子善、刘青山特大贪污案的依法严惩，也曾令人鼓舞振奋。但由于封建意识的影响，加上十年浩劫的破坏，使执法部门官当遗风犹存。现实生活中，类似官当的名堂还真不少。一些“公仆”犯了罪，因为有官，可以用来抵罪。有用行政职务抵的，有用党内职务抵的，还有用党籍、代表资格抵的。美其名曰，严肃处理。殊不知，行政、纪律处分与追究刑事责任性质完全不同。个别的甚至使个障眼法，这儿撤了职，换个地方继续做官。这样七抵八当，罚不当罪。信手拈来二则，以资佐证。(一)某县外贸局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使国家损失数十万元，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处理结果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二)某省一厅局级干部因一再包庇犯罪的儿子，交待问题态度很差，最后是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反问一句，一个老百姓包庇犯罪，无乌纱帽可摘，又是如何处理呢？难怪一索贿数万元的某主任满不在乎地对提审的人说：“什么时候放我出去，能不能快一点”。他是认定了大不了用乌纱帽抵一下就了结了。
　　官当遗风犹存，奥妙虽多，原因不外有三。其一，关系网在作怪。一些干部封建意识浓厚，人情、面子大于国法。由他们执掌一部分权力，人民是不放心的。其二，某些执法干部习惯于按领导人的意志办案，不自觉地搞起官当，还以为是依法办事。其三，某些宣传舆论部门法律意识淡薄，有意无意的把一些官当气味很浓的案件作为“严肃”查处的法制新闻报道，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不闻官当其恶了。当然，视官当为国粹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我们社会的主流。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下大力气整顿机关作风，每年都要依法查处一批大案要案。那位要求早点放出去的某主任也被判刑，暂时出不去了。这说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搞官当不得人心，没有市场。以权抵罪，以官当罪，姑息养奸，一旦激起公愤，迟早都要被绳之以法。
　　官当虽是遗风，其对法制建设的危害性不可小视。建设法治国家这个系统工程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仆能否与官当旧的法律传统决裂。而官当延续千年，在短时间内要彻底摒弃决非易事。整顿干部作风，在一个时期重点抓一下，虽有必要，但非治本之举，说不定将来气候适宜，官当又会冒出来污染社会。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健全民主和法制，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坚决实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官当才难有市场可以招遥。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熊利民 2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