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居鹏 ]——(2010-3-3) / 已阅10287次

2、本案对“司法机关”做狭义理解符合刑法谦抑精神中经济性、节俭性的价值追求。

　　对犯罪嫌疑人而言，由于我国地域辽阔，难以及时判明犯罪行为人的罪行是否被异地司法机关掌握，特别是许多在逃犯往往使用化名或假身份证，如果对“司法机关”采广义说，将会使自首的适用经常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影响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同时也会使一些犯罪嫌疑人认为“余罪”供与不供结果都一样，从而继续隐瞒某些犯罪事实，导致一些“余罪”不能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而且还导致供出“余罪”的犯罪嫌疑人和没有供出“余罪”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量刑没有差异，甚至供出“余罪”的犯罪嫌疑人比没有供出“余罪”的犯罪嫌疑人的量刑还要高。这样就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故意隐瞒余罪，逃避司法机关的侦查，甚至孤注一掷，继续犯罪，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就与自首的立法目的相去甚远了。
　　对国家而言，因追诉罪犯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撑，尤其是侦查、起诉、审判的运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对余罪自首，则必将扩大国家的刑事成本的支出，降低办案效率和质量，无法达到以最少的人力投入、少量的物力消耗获取较佳的刑罚之社会效益。这显然有悖于刑法谦抑精神中经济性、节俭性的价值追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余罪自首中“司法机关”的判断，应结合具体的案件加以分析，采取狭义说更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即余罪自首中“司法机关”应限定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供述时所在地的基层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宜。本案法院对本案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李居鹏 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021-2281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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