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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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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贸易公司诉台湾省×××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代理词
徐峰
尊敬的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相关规定，受当事人×××委托，并经江苏常州东臻律师事务所指派，由我们担任常州××贸易有限公司诉台湾省×××买卖合同纠纷案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经本代理人庭前阅卷、证据交换，又经过法庭调查，我们认为本案的事实已经清楚。现代理人结合相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在程序上：原告起诉的被告不适格，法庭应驳回原告起诉。
1、从事实上发生买卖关系的当事人来看，是原告与“富迪仕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迪仕”）发生了买卖关系，与被告无关。
原告共向法庭出示了六份《售货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在每一份《确认书》上载明的“买方”均是“富迪仕”，被告只不过是以“富迪仕”法定代表人身份在“买方确认”一栏中签名，明显被告系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
2、从原告提供的编号为201CH31L02、202CH31L04两份《确认书》来看，也无法证明是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合同之债。
（1）就编号为201CH31L02《确认书》来说：《确认书》第13条第2款之英文是无法译出“×××先生对其所签订的所有合同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的。退一步说，即使当时被告作有类似承诺，但目前无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需独自个人承担责任。事实上，被告以“富迪仕”法定代表人身份所作出的指示或签名“富迪仕”是均应承受相应的权利与义务而不能推诿。
（2）就编号为202CH31L04《确认书》来说：
A.真实性被告不认可。在本案中编号为202CH31L04《确认书》有不同内容的二份，一份是2001年9月29日签的，一份是2001年9月30日签的。从交易习惯来看，就同一批货物买卖签订两份《确认书》是否多此一举？而且从原告在庭上的陈述“9月30日我们业务员等×××先生从韩国飞到国内到常州在原告公司办公室当面签字的”足以推定出2001年9月30日之《确认书》系伪造。因为29日与30日签订的两份《确认书》均是被告在其上代表“富迪仕”签字的，原告陈述被告30日从韩国飞回中国，那么29号应是被告在中国签名后就赶到韩国，30日又从韩国赶到中国，两天之内往返国内外两次，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上9月30日被告正在回台湾的航班上！
B. 2001年9月30日之202CH31L04《确认书》第13条款不能得出是原被告发生了买卖关系。第13条款“所有的款项都由×××本人支付”的表述即使存在，确认的事实最多也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5条第三人（被告）代为债务人（“富迪仕”）向债权人（原告）履行债务。原告在起诉时忽略了：在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情形中第三人并没有成为合同的当事人，合同当事人仍然是原债权人与原债务人，不能将第三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对待。违约时，原债务人仍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庭审中审判员一再询问原告在本案中原告认为与被告到底是何关系，原告一再强调与被告是直接发生买卖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此显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C. 2001年9月30日之202CH31L04《确认书》假使是真实的，所表明的事实也仍然只不过是：被告以“富迪仕”法定代表人身份在《确认书》“买方确认”栏中签字代表法人确认双方拟买卖的职务行为。被告并没有以其他身份在《确认书》任何地方再有签字，故由此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仍应由“富迪仕”承受。
3、从原告提供的若干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看，也无法证明被告是本案的当事人。在每一份报关单上，没有买方，原告如何能证明被告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呢？
4、从原告提供的若干份《商业发票》来看，更无法证明被告是本案的当事人。《商业发票》“TO”一栏中，受票人是“富迪仕”或其他单位，没有一张发票的受票人是被告，原告如何认定是与被告发生了买卖关系呢？
二、在程序上：原告在双方证据交换结束后（2003年3月17日）提供的所谓证据不应作为定案证据。
1、原告补充证据时已超过举证期限。
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8条第2款“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及第34条第1款“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的规定，本案原告未在规定的期限之内提供证据，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2、原告超过举证期限补充的证据也不属于“新的证据”。
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1条，本案“新的证据”应包含两种情形：①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②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本案要适用的话只可能存在第①种情况。但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对补充的证据早就知道存在，为尽早立案故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该陈述足以证明原告补充的证据一直由原告占有和控制。事实上，原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补充的证据如果是真实、合法的话对本案是起举足轻重的定案证据，因原告明明知道该些证据的存在而拒绝举证，明显属于放弃权利，故并非是《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所规定的“在举证期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如贵院将原告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也作为符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证据来看的话，这将纵容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与制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背景与原则也是相违背的。
三、退一步讲，在不讨论原告起诉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原告的诉请也与事实不符。
1、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编号为202CH31L04《确认书》中所表述货物（价值为86221.20美元）由“富迪仕”或被告已收取。既然原告没有证据表明债务人已经收到货物，原告凭何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呢？
2、在不讨论编号为202CH31L04《确认书》中所表述货物（价值为86221.20美元）是否已由“富迪仕”或被告收取这一前提，原告诉请数额也出入太大。因为假定认可2001年9月30日编号为202CH31L04《确认书》，该份《确认书》所涉及买卖货物的标的为86221.20美元，加上第13条款中此前欠付的25198.09美元总计欠款明确是111419.29美元。但在2001年11月1日“富迪仕”曾请美国的“GREAT PING CORP”公司根据原告的指示向常州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支付了9.5万美元。亦即事实上原告只享有16419.29美元的债权。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自己不应成为本案的当事人，更非买卖合同当事人，被告凭职权进行的行为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应由“富迪仕”承受。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以上代理意见，望合议庭在合议时能予以充分考虑。
代理人： 徐 峰
江苏常州东臻律师事务所
二零零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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