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遐 ]——(2005-12-19) / 已阅33804次
2、道德力量的消弱
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4的调查对象第一次作弊是在小学。这提示研究者对被调查者进行反向提问:“小学时你为什么不作弊?”80%以上的被调查者回答:怕受父母责骂、怕挨老师批评、怕同学嘲笑。对小学生而言,父母、老师是他们心中的权威,他们的评价是小学进行自我认同的主要依据。在日常教育中,“诚实”是作为一项很高的道德准则加以灌输的,这一准则被小学生普遍的接受,成为控制作弊的内心信念和舆论力量。而当升学至中学,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父母老师的权威开始衰落,“诚实”的准则受到怀疑。对于作弊,不再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当问及“因作弊而获得全班最高分”被调查者的反应时,有14.4%的调查对象表示“暗自高兴”,20.2%的人表示“安之若素”,另有20.2%采取回避态度——“不原多想”,三项合计55.8%。由此可知,道德舆论的控制力已严重消弱。
(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以往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都被统摄为国家利益(benefit of state)。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利益主体呈多元化发展,出现了如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等多个利益主体。这些主体很大程度上是以自身利益为本位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选拔考试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有的地区高考中出现的集体舞弊案;国家公务员考试中监考人员对本单位的考生网开一面。48.7%的调查对象表示在重大考试(如中考)前,教师给过某种暗示。
(四)考试制度的缺陷
1、选拔考试,“一考定终身”,利益过于集中,促使学生铤而走险
且不管偶然因素对个别考生考试成绩的影响,就整体而言,一次考试(如高考)可以决定一个人几乎一生的命运,而由此确定出的却是两种异质性极强的道路。对有的考生来说,竟会是飞行员与人力车夫的差别。而这种判别所带来的利益差额远大于考试作弊的代价,况且这种代价是不确定的。正如有的考生所说“为了考上好大学,冒点险值得”,而对于考试无望的学生来说,作弊成了“额外的机会”。
2、测验考试考题编制缺乏科学性,难以测量学生真实学习水平,使考生对考试的价值产生怀疑
现代教育以“素质—能力”为拆求,越来越多的关注原理方法的教授,而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知识灌输。布鲁姆(R·S·Bloom)于1956年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主要分类”,这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水平分类系统,它为标准化测验提供了科学的框架(见下表) 。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主要分类
类 别 学 习 水 平 类 别 的 说 明
1.知识 对知识的简单回忆
2.了解 理解的最低阶段
3.应用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要领和原则
4.分析 区别和了解事物的内部联系
5.综合 把思想重新综合为一种新的完整的思想,产生新的结构
6.评价 根据内容的证据和外部的标准作出判断
一套试题的科学性应由四个指标来测量:信度、效度、难度和区分度。根据笔者对几十套测验考卷的分析发现其效度均很低,完全不能有效反映现代教育目的测量要求,仍囿于僵化的“记忆—复述”模式。考题类型(尤其是大学文科)集中在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其答案也是“标准化”的。社会、人文知识有一个特点:不确定性。许多所谓的知识并不是知识,而只是意见。如“何为教育的目的”,不同的人可能作出完全相左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研究者的立场的差异、观察角度的分殊或抽象层次不同所导致的,很难说熟对熟错。长期以来,受二元论、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热衷于掌握“确定的知识”。这种考试严重限制了学生个性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教育而非“个性化”的教育,完全违背了现代教育的诉求。这就使得许多考试不是在测量学生的综合学习水平,而只是在测量“记忆力”和“学习态度”。如这样的考题“公文有 类 种”;“蟑螂多生活在什么地方?”后者标准答案是“花盆下面”。有86.9%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的考试成绩,根本不能衡量学生的学习水平”,不排除这是部分作弊者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但也是考试价值受到考生质疑的一个证据。“恶法非法”,对恶法形式正义的维护,即是对实质正义的破坏,这也动摇了部分监考者的信念。
法律的介入是控制考试作弊的当然选择,但其前提是专业考试机构的建立,考试制度的合理化与考题的科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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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爱弥尔·涂尔干 马塞尔·莫斯 《原始分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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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 《科场风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年版
李国荣 《科场与舞弊-------中国最大科场案透视》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年版
J·D·道格拉斯 F·C·瓦克斯勒 《越轨社会学概论》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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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ia Robbins,HONESTY:IS IT GOING OUT OF STYLE? Senior Scholastic Oct.3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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