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剑 ]——(2005-9-22) / 已阅144148次

安厅和三亚市委分别向举报有功人员、摩的司机陈贤壮兑现赏格并颁发了
奖金。
　　以此案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公务悬赏首先面临的也是合法性的质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
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
报案或者举报。"据此，举报对相对人而言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公民据实举
报的义务往往与一系列权利相联，如举报权、要求回避权、查询结果权、
要求保护权、享有物质和精神奖励权等等。公安部通缉令中明确指出："凡
知情不报，包庇或窝藏犯罪嫌疑人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该规定明显
构成了对悬赏相对人报酬请求权合法性的质疑，然而与民法通则第79条第
2款的遭遇类似，这种障碍本身成了被人们质疑的对象。尽管知情必报是公
民的法定义务，然而在实践中对知情不举者的责任认定，是根据具体案件
的情形而定的。我认为，"知情必报"对社会公众所具有的是一种倡导意义，
而非强制意义，法律不能以"知情不报"为由，勉为其难地将过多的法律
责任强加于弱势的社会普通人，这实际上体现的是法律对人性的宽容和对
人权的尊重。从客观情况来看，将"知情必报"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其社
会效果不理想，而寄希望于社会普通人无条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不现
实的。
　　 由此，公务悬赏应当具有合法性，即使公安机关刑事追缉悬赏，也不
应受"知情必报"的约束。故而，公务悬赏与私人悬赏的基本权利义务关
系基本一致，即只要行为人完成悬赏要求之行为，就可获得报酬请求权，
而悬赏人则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这样，可以在将来的立法中将公务悬赏
与私人悬赏进行一体规范。
　　2、公务悬赏广告与普通悬赏广告的区别
　　第一，主体不同。普通悬赏广告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而
公务悬赏广告的发布者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取得合法授权的
机构。
　　第二，广告内容不同。公务悬赏的内容大多涉及公权的行使，属于悬
赏人自身的职责行为，如限制人身权等，普通悬赏广告则不能也无权涉及
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赏金的来源与承担不同。公务悬赏的赏金一是来自政府财政资
金；二是由被害人本人或其亲属自愿提供；三是由第三人或社会公益组织
自愿提供。普通悬赏广告的赏金则完全由悬赏人自理。在普通悬赏中，受
害人必要的悬赏支出可以认定为损失而要求侵权人赔偿，公务悬赏则不能。
　　3、进一步规范公务悬赏广告
　　第一，法律应对发布公务悬赏的机构进行资格限制，即发布公务悬赏
的机构必须是获得合法授权的主体；第二，应对公务悬赏的内容进行限制，
明确哪些公权可以设置悬赏，哪些不能，防止公权的滥用和公共资源的浪
费；第三，应对完成指定行为的行为人进行限制，比如内部人员履行职务
的行为就不能视为完成指定行为而领取悬赏金，但可以通过行政奖励等形
式来鼓励；第四，发出公务悬赏的部门应承担对行为人进行特殊保护（保
密）的义务，对公务悬赏的行为人建立特别保障制度；第五，公务悬赏金
的来源与承担，本人认为可以允许被害人、执行申请人或其家属或社会公
益组织自愿提供悬赏金，向相应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并将赏金交由该机关
代管，由该机关以自己名义发布悬赏广告，破案后由该机关论功行赏。
　　无论如何，公务悬赏不能冲淡悬赏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债的关系，即悬
赏人负担给付报酬义务，而完成指定行为的相对人享有报酬请求权，这种
权利义务关系是决定矛盾性质的主要方面，也是公务悬赏与普通悬赏的共
同基础。
　　（四）有关优等悬赏广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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