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5月起，至2014年12月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约8000件民事裁判文书或案例。与多数人的想当然所不同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审理的案件。这是一个日益巨大且十分宝贵的司法资源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发掘，总结审判经验，理清法理逻辑，洞悉裁判思维，辨明发展方向，必将直接、持久地惠及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把案例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
本书认为，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司法资源，欲保持实践对理论的丰富和滋养，又不失理论对实践的统摄和把握，首先应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革新，这是衡量案例研究质量的重要尺度，也是提高案例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
目前通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实务取向的案例汇编解析法，还是理论层面的法律关系分析法、请求权基础体系法，均是前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是个案研究，遵循的或是从特殊到一般，或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径，其特征是微观分析，其优势是分析透彻。但面对司法资源信息浪潮的冲击，以现有研究方法应对，沧海拾贝绰绰有余，总揽全局就能力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后者的困境如长期存在，将全面解构前者的存在价值。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只是整体”，我国哲学家王太庆先生进一步引申为，真理是全体，不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哲学如此，法学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的危机，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危机。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通盘把握更为深刻的裁判思维，正是本书的全部目的。
传统研究方法的危机，迫使笔者不得不另寻研究制高点，最终立足于民法基本理论体系，以“主体、行为、权利、责任”为基元，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炼出四元结构分析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部民事案例，以四元结构重新归类、多次归类，遵循的是从一般(大理论)到一般(大实践)的认识路径，使得极为浩繁的实证研究，获得了相当清晰的方向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困惑，为理论重新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是，四元结构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在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提精取萃中，基本理清了最高法院三十年来民事审判的历史脉络，证实了笔者长久以来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已初步成型，但尚不固定，且未来走向仍不确定，由此形成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作为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四元结构既是统领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总线索，也是揭示最高法院民事审判规律的总钥匙。
显然，这一中心命题由两个相互缠绕的子命题组成。笔者紧紧围绕上述中心命题，按双螺旋线索展开全文，一方面论证，四元结构能否以及如何起到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实证，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是否以及如何相对成型于四元结构。开篇从以往的研究经验出发，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自我反思，在民法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出四元结构方法的分析框架，再以此切回到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梳理，以该分析框架的每一基元为标准，提取案例公因式，构筑了四个子系统，依次分别为“界定民事主体”“判断法律行为”“保障民事权利”“划分民事责任”。而每一子系统项下，又不断细分若干裁判元素或类型，继续细分和提取案例公因式，如“界定民事主体”子系统项下，又可细分出“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判断法律行为”子系统项下，最终可细分出“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等等。理论结构从主干一直延伸到毛细血管，在案例诸元素的重新归纳、逐级整合中，图景脉络越来越明晰，体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总体驾驭。与此同时，看似杂乱无章的海量案例，也经由毛细血管的吞吐、梳理，开始井井有条，显出内在的机理，并经由主干直通理论结构，体现出实践为理论的源头活水。理论与实践的穿梭往来，最后合而统之于有机之四元结构，并收于对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的整体考察中，得出全文结论。
各章的实证研究表明，三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笔者相信，如果不从四元结构方法的理论自觉出发，很难从容俯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在长时段中的总图景，传统研究方法的乌龟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司法的兔子;更难深入探究最高法院法官群体审判思维的模块要素，一块砖头研究得再仔细，仍可能对整座大厦的结构一无所知。
相较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以四元结构梳理和分析最高法院三十年来全部民事判决，在此基础上总结民事审判思维以及审判规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一研究有如下四个特征：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研究方法新，理论张力强。覆盖范围广，是指研究对象包括最高法院迄今公布的全部民事判决，把以往民事判决的类型化研究，推进到全口径研究的更高层面;时间跨度长，是指研究案例上溯1985年5月起，下至2014年12月止，历时整整三十年;研究方法新，是指突破了现有实务和理论方法的局限，提出了四元结构作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统摄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涵盖案件审理主要环节;理论张力强，是指四元结构本身脱胎于民法理论，既是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也是民法思维的逻辑构造，其强大的理性思辨力，与万花筒般的司法现实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二者未来的互动将演绎丰富的可能性。
鉴于案例库数量巨大，加之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对首创者的识见和意志均要求极高，笔者虽竭尽全力，但兼受学识、专业和精力所限，学术勇气有余，学术水平有限，故本项实证研究尚存诸多不足，尤其在个案的法理生成路径、案例之间的内在机理关联、审理模式的历史节点转换、法官心证判断的识别依据等深层次领域，均无力涉及或浅尝辄止，一定程度上限制、削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品质。对此，笔者完全有自知之明，将正视不足与缺陷，并以此为动力，听从命运的召唤，继续投入于这项永无止境的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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