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编著的《中国检察权论略》讲述了：要研究中国的检察权，首先必须弄清楚检察权的性质和国家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国家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国家公诉权，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上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权力，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权在理论应然上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关联性，但在实然的运行上，按照当下检察机关就是国家唯一的公诉机关实然状貌或者思路去探求司法改革的路径，或可建立理性而科学的以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为双核的主导权力职能体系，同时兼及和主导审判前程序的公正和相关侦查权程序与实体的正当性，在对检察权的实然考量中，探求更为科学、更为中道、更为合于理性的法治智慧。对国家检察权的属性进行定位是因为我国检察权的国家权力配置有其特殊性，它既承担着题材繁多的法律监督职责，又担纲着对职务领域里的犯罪侦查，还要代表国家公意出庭支持公诉，行使公诉权，同时具有剥夺国家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等方面的司法审查权。这种权力载体的高度集中已经大大超越了西方国家司法的三权分立体系，彰显了实然上的中国检察权“复合型”权力的宪法地位。 《中国检察权论略》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检察制度与检察权的合理性、必然性与动态发展性。特别是基于检察监督权的实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授予与权力制约条件下，检察机关不能简单地视为政府的行政机关，行使的是某种特别独立的权力，更不能看成是立法机关或者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根本不具备立法功能和审判职能，它是特立独行且具有存在价值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制度设计的目标，旨在卫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防止行政权、审判权的误用和滥用。再则，在行使国家公权的过程中，通过检察权的 “缓冲”可以使得行政权、审判权以及公安部门的侦查权在程序上有一个制衡的地带和不可克减的机制安排。通过对我国宪政构架中检察权配置或权力重置的分析，提出进一步完善检察权配置。实然的中国检察权法律规范上的空间不是太小而是过大。虽然在某种虚拟的层面，来自各种权力和权利的量子对检察权的行使试图碰撞或对抗，但远远还不足以挤压国家检察权正常行使的空间，即使翻越法律许可的边界扩张到私权的田野，中国的百姓也只能是“望权兴叹”。在国家公权行使的高速路上，救济往往要比肇事滞后得多，晚来得多。检察权之法律监督权还远不能撑起行政权与审判权这两把“太阳伞”。因此，必须科学认知检察权，审视检察权，对新时期检察权的权威性进行大胆重构，为全社会公平正义搭建起一道最后的防线，对国民基本权利建树起一道较为牢固的保障屏障。 正确认识世界各国检察制度与检察权发展过程中的各自必然性及强求世界各国不同宪政体制下检察权属性的认定同一的不科学性，进而论证我国检察权的现实合理性。中国检察权现实的合理性与普适性，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基于国家检察权的来源和职能的正当与正义性，而微观上则值得着重阐释其权能的实质正义性。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职务义务上对法律的不忠诚，导致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法定职务义务过程中实施滥用以及误用国家权力的行为，直接危害了一个国家正常的管理秩序，因此对其监督并施以法律惩戒是法律监督的内在要求。二是侦查监督权。 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及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在宪法的层面，有权行使侦查权的是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当然检察院也有自侦权(在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法域)。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从权力谱系上讲应该属于行政权，但从侦查行为和行使权力属性上说则是司法权，因此，不论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当然地要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三是批准逮捕权。批准逮捕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请求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的活动。它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限制问题，因此对逮捕的使用进行必要监督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四是公诉权。公诉是指享有公诉权的主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代表国家对认为犯有罪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向法院提起公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有罪并对其判处刑罚的活动。公诉权配置于检察机关是世界上民主法治国家的通例，从公诉角度进行法律监督，其合理性是非常明了的。还有与基本人权密切关联的羁押监督权、行政处罚监督权、审判监督权与刑罚监督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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