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由绪论、主体内容、结语和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 主体内容共由八章组成，一分门别类地阐述了浙商参与慈善的主要活动及特点。在各章节的排列顺序上，仍遵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体现了近代浙商慈善活动由个体行为向组织行为、由封建色彩浓厚向近代形态转化的进程。

图书目录

第一章主要叙述了因浙江宗族组织发达，多以村庄为单位聚居，族内慈善活动也有较长的历史渊源。近代浙商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善德观念，首先参与了对宗族和梓里的各项慈善活动。表现形式即为族田、义庄、宗祠、族学等的创建和乡里救济等。
第二章主要叙述了浙商与善会善堂慈善活动的关系。传统的善会善堂组织和活动是配合小社区的发展，照顾小社区的需要和稳定，多具有畛域之见和宗族性格。近代浙商资助、创办的善堂不单处理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而且打破传统善堂的畛域、宗族和功能单一等方面的局限性，其中有些已开始演变为公益事业的组成部分。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晚清浙江绅商参加的义赈活动。由于政治腐败和外敌入侵，清王朝已经不可能对频繁发生的灾荒进行大规模的救济，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绅商开始大规模参与全国范围内的义赈。浙商与近代义赈的兴起和发展都紧密相关：胡雪岩、经元善发起最早的“丁戊奇荒”义赈，开启了民间救灾的新模式；陆树藩、严信厚的“庚子之变”的难民救济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朱葆三、王一亭在20世纪20年代的义赈中与国际合作，并诞生了中外合作的常设机构——华洋义赈会；浙商甚至还参与了对于国际灾难的义赈活动。
第四章对浙商在近代教育和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贡献作一梳理。由于浙江地居沿海，与外人接触较多，自然的在思想上较为开放，能接受新观念，再加上浙江文风鼎盛，素有捐资兴学的传统，故浙省新学的兴起较他省为迅速普及。此外，近代浙商在市政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浙商的会馆、公所这类组织的慈善活动。助丧、襄学、施医、济贫是会馆慈善事业中四个主要方面，有的会馆还参与了当地的公益事业。
第六章主要论述了浙籍同乡会的慈善公益活动。浙籍同乡会中，商人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其所举行的各类活动也大多有赖于浙商之力。同乡会的社会救济活动主要包括帮助职业介绍、遣返同乡、救济赈灾和医药卫生等。此外，同乡会慈善功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家乡的情况，积极参与家乡的各项救济、公益活动，以此促进家乡的稳定与发展。
第七章第一节以浙商主要参与的上海、杭州商会为例，阐述了近代浙商以商会为平台进行的各项慈善、公益活动。第二节主要梳理了以浙商为主的同业公会的各项慈善公益活动。从历史渊源上讲，近代同业公会大多数是由旧会馆、公所改组而来的。因而同业公会继承与发扬了会馆、公所的同业慈善公益组织的角色。同时，作为近代商会的下属组织，同业公会也参与了商会的各项慈善公益事业。
第八章叙述了抗日战争中浙商团体和典型个人的难民救济活动，并对其重要作用和贡献作了客观的评价。 结语部分通过对浙商积极广泛地参与慈善公益活动这一现象产生的主客观原因的分析，总结了近代浙商的人文精神以及浙江传统文化的内核，同时也通过对交换理论的运用，表现了历史的丰富性。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浙商的慈善行为首先考虑血缘亲属(家族)，其次扩展到地缘的邻里(包括当地的善会善堂)，再次是朋友、同事(会馆、公所同人)，最后才是陌生人(义赈、同业公会和商会)。这一逻辑，对全国范围内近代商人与慈善事业关系的研究，可能也是适用的。 其次，在浙商参与慈善活动的过程中，传统慈善活动开始向近代慈善事业转型。如近代慈善思想基础——人道主义的兴起、操作中的“教养并重”，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化，慈善组织管理的民主化，近代交通通讯技术的运用以及近代公益事业的兴起，等等。因为近代浙商人作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能够接受社会新思想和新兴事物，从而推动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最后，我们认为一方面，经济力量的增强使商人阶层开始突破“在商言商”的传统，力求在社会事务中展示自己的风采。他们通过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凸显其社会责任和主体意识，反映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的一端。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对此意义做过高评价。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政府的失职和权力的空洞，商人阶层的崛起，只是暂时性地补充了这个空洞。随着社会秩序的正常化，慈善事业的发展必将走上自己的轨道，对社会保障系统起到必要的辅助作用，而不是主要作用。
本书共428页